Quantcast
Channel: 中国茉莉花行动部落
Viewing all 1575 articles
Browse latest View live

借画献佛祭子明

$
0
0
原文网址: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4/10/blog-post_23.html

查找旧邮件,竟然找到一幅关于陈子明和王之虹夫妇的漫画。在此借画献佛,特此祭陈子明。


濃情蜜意。献给陈子明、王之虹夫妇。

未经原作者同意,在此发出此图,实在不便公开原作者姓名。但又不敢剽窃原作者版权,只好公开原作者公开笔名:二尤姐。她知道的。

另外还找到同一著名画家献给王军涛的祝寿图。

五桃祝寿图。献给王军涛。

关于这个祝寿图,我曾作简评,见链接:
五桃祝寿图:女粉丝敬祝王军涛万寿无疆!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2/10/blog-post_14.html

真希望这个五桃祝寿图也是献给陈子明的!

刘刚
2014年10月23日

说说我同王丹在秦城监狱是如何传递书信的

$
0
0
原文网址: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4/10/blog-post_24.html

我从1989年6月25日前后被关进秦城监狱。王丹大概是于1989年7月初被关进秦城监狱。

我在1989年7月1日到5日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的204楼的6号牢房。那时我被戴镣戴背铐,原本是单独关押,后来又派来一个北京二外的一个名叫王兴安的大学生,主要就是监视我,顺便侍候我吃饭。

我后来被调到该楼的2号牢房。随后,大概是在7月5日开始,王丹就被关进6号牢房。

从1989年7月到1991年2月,在这长达一年半时间里,我和王丹同被关押秦城监狱,同关一座牢楼,我们二人每时每刻都是近在百尺之内,我们竟没有一分一秒的相见时刻。

尽管如此,我们之间还是有办法通过书信交流的。

1991年2月12日,我同陈子明、王军涛一道被以阴谋颠覆政府的罪名被宣判。王丹等其他人都在此之前被宣判过了。那时我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的另一座楼的78号,我是在三楼,是被单独关押,王丹则是被关押在同一座楼的的68号,好像是同张前进同号。这时,春节将近,我们这些人又都已经被判刑,秦城监狱对我们的看管就适当放松些,比如,允许我们各个号之间交换一些书籍。于是,我便利用这个机会同王丹进行书信往来。

我手中有一本方励之写的书,书名是《宇宙的创生》。这是一本关于天体物理的普及读物,我便让哨兵将这本书在秦城监狱的各个囚房传阅。我知道王丹那些人都看不懂这本书,我让哨兵给王丹传话,说有什么物理问题可以向我提问。这就是我同王丹的通话渠道之一:哨兵传话。

通过哨兵传话,那是无法确认这话是否能如实传达到。那些哨兵通常是不会给我们传话的,但是,书还是能够传到的。于是,我们便在书中夹带书信。我的方法是将写好的字条藏在书中,比如夹在100页到101页之间,再用米汤将这两页粘起来成为一页。哨兵检查时,只是逐页翻看一下,如果没有便条,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书写字句,就会放行。

我的这个夹带字条的方法很快就被哨兵发现了,但我们已经发现了另外的传递信息的方法。比如针孔法,就是用针在书的一页上扎孔,根据孔的排布,编出ABC的密码。再后来就使用在书中直接书写书评,将我们的书信藏在书评中。

通常,我这里传出的书都检查得比较严,我传出的书中只要有手写字,一律不准外借。但从王丹那里传来的书,通常都会写满书评和心得。比如,王丹那里给我传来一本历史书,王丹在那本书的空白处写满了评论和心得,写得密密麻麻,王丹在书中写下的文字,比原书中的印刷文字都要多。

王丹的这些书传给我,我都是将王丹的手写文字一字不漏地反反复复阅读,正着读,倒着读,跳着读,等等,各种组法,就是为了发现其中可能通过密码传递的信息。

我也在书中留下我写的文字,我的文字那就是我要传达给王丹的书信和指令。当然,我的指令是隐藏在王丹的文字当中了,王丹能够读到我的指令,那些哨兵和管教警察则很难发现我的指令了。

我先是给王丹传去我制定的监狱反审讯反改造策略,那就是“不坦白,不交待,不反思,不签字,不画押”,“不怕电棍电炮,不怕严管小号,不怕戴镣戴铐,不怕坐牢戴帽,...”(有五不怕,我现在也记不起来了),等等。

我责令王丹推翻他写出的13万供词。

王丹给我的回话是:“13万字都是大陆货,大多是照抄人民日报。”

在我的判决中,主要是使用王丹的供词。王丹的供词之一是“刘刚说在戒严之后要继续组织游行示威,进行反击”。

之二是:“刘刚在成立高自联那天去王丹宿舍找王丹,手里拿着写好的高自联章程。”

还有许多,包括我带领王丹逃亡路上的一些事情。

就以上两点,我在法庭上曾要求王丹出庭作证。当然法庭不准任何人出庭作证。我当即反驳,针对王丹的第一个证词,我反驳道:“这个证词是断章取义,掐头去尾。我的原话是【组织学生于5月30日撤出广场,有人担心撤出广场会受到秋后算账。我继而提出一旦有人被抓,我们将以各种方式进行营救】。我要求法庭将王丹的这个证词改成【刘刚组织学生撤出广场】,并以此来证明我有重大立功表现”。但是,检察官竟然反驳说,“我们的任务是找出证据证明你有罪,不是来给你请功的。”

关于王丹的第二个证词,我当即向法庭说,这个证词是无中生有,因为在高自联成立之前,我本人就不曾见到什么高自联章程,怎么可能拿什么章程给王丹看。我要求法庭出示物证,证明我给王丹看过高自联章程。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我给王丹的书信中,要求王丹推翻这一切供词。我还列出王军涛陈子明等人的名字,要求王丹推翻所有针对他们的供词。

王丹的回话是:“关于军明,都是被动提及。”

“已经判刑了,翻供也没用。”

“如果属实,没必要翻供。如果不实,无法以我说的去定罪。”

等等。

我一再告诉王丹翻供的意义在于挽回王丹的声誉,更在于我们掀起翻供浪潮,在外界传播,揭露中共的审判是非法审判。

我还特意准备了我为王丹起草的翻供供词,标题为“对反思的反思”,传给王丹,让王丹签名后交给各个机构,并广泛向外界传播。王丹就是不同意翻供。

我特意还将我写过的一些翻供材料传给王丹,包括下面链接给出的几份。

秦城监狱轶事(6):关于方励之造谣诬陷邓小平的证词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1/03/6.html

秦城监狱轶事(7):刘刚关于王丹无罪有功的证词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1/03/6_16.html

秦城监狱轶事(8):我在监狱写过的两篇反思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1/03/8.html

我的这些书信都传给王丹了,王丹就是拒绝我的指令和建议,拒绝翻供。我随后不久,也就是在1991年2月底,我离开了秦城监狱,被送到吉林长春监狱,又转到沈阳大北监狱,最后被送到凌源第二劳改队。我同王丹在监狱中的书信往来就此终止。

刘刚
2014年10月24日

陈子明矢口否认“在刑時曾申請加入中共黨”考

$
0
0
该文网址: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4/10/blog-post_26.html

关于陈子明是否在秦城监狱写过那份入党申请书,我已经贴出了陈子明申请书的影印件。我相信陈子明从未否认过这份申请书是陈子明的亲笔。那么,陈子明不可能矢口否认他曾经写过并递交过这份申请书。



封从德曾经就此问题进行科学考证,也就是搬出陈子明在独立评论中的一个帖子。于是,网上就有很多人认定陈子明“矢口否认”曾经写过入党申请书。证据就是陈子明在独立评论中的一个跟帖。见下面的图片和链接: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0&post=668127



根据我对陈子明的了解,我认为,这个帖子应该是陈子明本人贴出来的。

在这个帖子里,陈子明说:“十四年后,陈子明居然想在监狱中入党。猜一猜,谁是傻瓜?是陈子明?是共产党?是造谣者?还是信谣者。”

就是根据这句话,某些人得出的结论是:陈子明矢口否认他在秦城监狱写过入党申请书。

但我的理解是,陈子明的这句话是反问:有谁相信我陈子明在1991年会有入党的动机吗?如果共产党相信,那共产党就是傻瓜。如果当今的造谣者、信谣者相信,那就是傻瓜!

陈子明并没有否认他递交过入党申请书。陈子明否认的是那份名为“入党申请书”的材料丝毫没有要求入党的动机或要求,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入党申请书。如果有谁真的将那份材料当成是“入党申请”,那他就是傻瓜。

有人说陈子明是“答非所问”。见下面的截屏。


这里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分歧,主要是对钱由问题的理解有误。

钱由提出的问题是:“陳子明先生能否證實“陳子明在刑時曾申請加入中共黨”的傳言?”

当时很多人都已经看到陈子明手写的“入党申请书”复印件,一看到钱由问“陳子明在刑時曾申請加入中共黨", 自然是想当然地认为钱由是在问“是否在监狱中写过入党申请书”。

但是,陈子明看到这个问题,第一个反应是他确信大家都看到他在监狱递交过那份申请书,也就想当然地认为大家都不怀疑那份申请书是他陈子明的亲笔,自然也就认定“陈子明是否在狱中写过申请书”已经不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不认为会有人向他提出是否在监狱中曾经写过申请书。于是,他就将钱由的问题理解成“你为什么会在监狱中要求入党?”或者是“你是否在监狱中还想入党?”

我认为,钱由提出的问题并不明确。钱由问“陳子明在刑時曾申請加入中共黨”,可以理解成是否想入党,也可以理解成是否写过入党申请书。但陈子明是在回答是否想入党。我们就不能非得说陈子明是在矢口否认他“曾经在狱中写过入党申请书”。

一个问题,出现多种不同理解,这无可厚非。陈子明对问题的理解并没有大错特错。即便是理解错了,但我们从上下文中也应该看出陈子明是在解释他无意在监狱中争取入党。他并没有否认他在监狱中是否写过那份申请书。

只要是看过陈子明的那份申请书影印件,陈子明是否写过那份申请书就不成为问题。陈子明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我将我的底稿都带出来发表了,还会有谁不相信那是我写的呢?同样,对外界人来说,也不应质疑是否有那封申请书。如果有问题的话,应该提问:

“这份申请书的笔迹是你陈子明的吗?”

或者问:“你为什么在监狱中还要申请入党?”

陈子明回答的是第二个问题,着也正是钱由的问题在字面上所表现出来的意义。

另外的问题是,钱由向陈子明发问,我们是否允许陈子明会理解错误?陈子明是否有权利不直接回答问题?陈子明是否可以反问一个问题?如果你问陈子明为什么写入党申请书,陈子明是否可以用具体例子讲明他根本就不可能有入党的念头,从而说明那封入党申请书不过是一个荒诞幽默?

请注意,陈子明回答的是钱由的提问。钱由的这个提问是标题贴,帖内无内容。钱由随后又贴出一个帖子,进一步解释他的问题,但陈子明没有继续回答这个问题。见下面的截屏。




陈子明没有针对钱由的上述问题进行回答。

引发这个问题,是陈子明回答网友“大河”的一个提问。见下面的链接:

作者: 陈子明 我“出来十年”做了些啥2007-01-24 20:27:05 [点击:364]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0&post=668085


从这个帖子可以看到大河的胡搅蛮缠和蛮不讲理。我曾经同大河作过很多次辩论,想要了解大河其人,不妨上网搜索“刘刚,大河”。我在此对大河就不作更多评论了。

在下面的两篇文章中,我对这个问题也做了些回应。

纪念陈子明:为陈子明狱中申请入党辩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4/10/blog-post_22.html

借画献佛祭子明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4/10/blog-post_23.html

陈子明的这份“入党申请书”究竟是真的要求入党,还是讽刺共产党,我们很容易通过实验加以验证。我们不妨将这份申请书抄写几份,送给那些在监狱正在服刑的犯人,让这些犯人在这份申请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再上交给监狱警察。我们大家不妨猜一猜会有什么后果。

可能的后果不外乎是以下几种:

1. 大多数犯人根本就不敢上交这份入党申请书,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对共产党的莫大嘲讽,一旦上交,就会遭到共产党的酷刑。

2. 有犯人真的上交了,警察立即将这个申请撕毁。

3. 有犯人真的上交了,警察立即暴打这个犯人,并将这个犯人关进严管,

4. 有犯人真的上交了,警察会交给监狱党组织,党组织郑重考虑这个犯人的入党要求。

我们不妨在这里发起投票,如果有半数以上的人选择4,我将接受封从德的科学考证结论,承认陈子明矢口否认在监狱中写过入党申请书。

最后,我请那些认定陈子明的这封入党申请书就是要求火线入党的人不妨设身处地想一想,你敢不敢在中国监狱中也写这样一份申请?敢不敢将这样一份申请当面交给管理你的监狱警察?你能否将这样一份写于监狱的申请保存下来并设法上传到网上?如果你能做到,我定将“秦城铁血汉”的头衔禅让给你。


刘刚
2014年10月24日

王军涛借陈子明抬高自己,贬损他人

$
0
0
原文网址: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4/10/blog-post_25.html

陈子明过世,王军涛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王军涛在采访中借机抬高自己,贬损他人。见下面的链接:

民运“三朝元老”陈子明的一生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chen-zi-ming-20141021/2491652.html

王军涛表示,他们被视为幕后黑手还与他们的个人经历和认罪态度有关。

他说:“我和子明76年就开始干这些事情,共产党当时要抓黑手对天下做交代嘛,就找到了我们。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俩不认罪。在一审、二审都不认罪的就是我们俩。”

见王军涛如此这般自吹自擂,我只好说:“我从生下来就干这些事情。我从来都不认罪。在一审、二审、三审、N审都不认罪的就只有我一个!”

陈子明过世了。王军涛从今往后可以将陈子明的所有信用都揽到自己头上了。未免太下作了。由此可见王军涛的一贯风格。

1976年爆发四五运动,中共当局制造了一个无名领袖,就是“小平头”,另有一首反诗:“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小平头是无名氏,诗作者是佚名。但后来四五平反,这小平头就成为四五英雄,诗作者就成为四五领袖。于是,就有众多的人自称是小平头,又冒名是该诗作者。王军涛就是四处宣扬他是这首诗的原作者,并进而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团中央委员。

1989年爆发六四民主运动。运动原本是自发。但中共总是要给运动制造几个领袖,以便中共擒贼擒王。中共宣传机构大肆宣扬有幕后黑手,还说幕后黑手是长胡子的人。当时参加运动的人都知道,中共所说的“长胡子”的“黑手”不过是恐吓小孩子的手段,就如同说“街头有鬼”、“天安门有狼”一样,来恐吓当年的学生不要上街,更不要去天安门。当人们不再相信这些鬼话时,共产党就慢慢地将他们杜撰的“大胡子黑手”画得更具体更仔细一些,慢慢地,共产党几乎就要说出来他们所说的鬼就是方励之,就是金观涛,甚至就是我刘刚,但很少有人会说是陈子明,或是王军涛。如果他们是,那也肯定是排在这个黑手名单的末尾。

但是,当人们寻找六四英雄的时候,王军涛的一些哥们姐们,包括张伦,老木,吴仁华,白桦,等等,就开始四处宣扬王军涛就是那个唯一的黑手,陈子明就是那第二个黑手。我相信,如果王维林没有被各个电视台播放出来,张伦、吴仁华他们保证会宣扬那个坦克英雄就是他们的王哥王军涛。

2011年1月初,我率先在网络上发起中国茉莉花革命。我本来是招呼王军涛来一道发起。可是王军涛一口回绝,说我是在搞游戏,搞恶作剧。到2011年2月20日,中国发生了第一次茉莉花集会后,王军涛立即跳出来,说他本人就是中国茉莉花革命的幕后黑手。有这么黑的吗?

王军涛,你也太黑了吧!往后你就别自称黑手了,你已经黑透了,你干脆就叫黑黑吧。

载我出征助我起飞的航母 —— 忆陈子明

$
0
0

原文网址: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4/10/blog-post_16.html

1. 招贤纳士,海纳百川

第一次接触陈子明,是在1988年8月。

在回忆陈子明之前,请允许我先自吹自擂一番。

1988年初,我协助方励之、张永谦(党校教授)在北京发起“新启蒙”沙龙。参加这个沙龙的人有很多中共高干,包括文化部部长王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明瑜、清华大学校长刘达等等。

1988年5月,我在北京发起成立民主沙龙,先后邀请方励之、许良英、吴祖光、卲燕翔、以及美国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和包柏漪夫妇到北大演讲,连大太子邓朴方、文化部长王蒙、英国首相撒切尔都派人同我联络,要参加我的民主沙龙。好么,搞得我好似中国第二政府一般。着当然让共产党对我恨之入骨了。

随后,我又在圆明园发起一个“渊鸣园”沙龙。目标就是建成中国的海德公园。

我那时在科大研究生院的软科学研究所当所长助理。那个职位也就是给我个落脚之地,就同当年的地下党一样,那是我的联络点和掩护身份。

我在北京的这一系列活动,使我在北京名噪一时。北京各大学的学生们称我为“职业革命家”,“疯狂小舰队”。公安部有一个常务办事机构专门负责对我的跟踪,由常务副部长俞雷亲自挂帅。俞雷多次说过:“有刘刚在北京,我们无法保障北京的安定团结。”好么,好像我是孙悟空,钻进了铁扇公主心窝,闹得中共鸡飞狗跳。俞雷派手下对我进行跟踪骚扰,我走到哪里都有他们的人尾随跟踪。最后,他们找到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责令研究生院不得留用我。

于是,从1988年7月开始,我在北京失去了落脚点。我的几位朋友向我推荐了陈子明,让我去同子明见面。

我见子明之前,我的朋友只是说子明是个提着脑袋跟共产党玩命的人,说他在一个汽车修配厂里有一个基地。我就想当然地以为陈子明是个晁盖一样的大老粗,是工人出身的万元户。

我就带着这样的印象去见了子明,就像宋江去投奔晁盖,落草梁山。

我一见到子明,他就开门见山地对我说:“我大致知道你的情况。你现在的情况我也曾经经历过。”他随后简单地介绍说他曾经坐过牢,说他现在就是要扶助象我这样的年轻人。还说,他要成为我们的人梯,让我们这些后来者踩着他的肩膀起飞。他要寻找象我这样的人成为他们的接班人,让中国的民主事业能够持续地进行下去。

我对子明的话略感到奇怪,他比我也大不了几岁呀,怎么说起话来就跟邓小平一样地要培养第三代第四代接班人啦。

就这样很简单的几句话。我们的谈话还不超过十分钟,我们就彼此相互信任。我当时立即有这样的一种印象,同陈子明作同案,即便是死罪,他也绝不会出卖同伙。啥话也别说了,我认定我找到了一个同道,一个可以信赖,可以同生共死的同伙。

我没有详细讲述我所遭遇的困境。我已经感到陈子明似乎了解我所有的想法,我面临的困难,我的理想,抱负,乃至未来的计划。没有等我提出任何要求,子明就给我做出了安排。他让我到南方去旅行一个月,今后的工资和住房都由他安排。他给我提供一个联络图,让我按图索骥,去联络这些人。

子明的安排正合我意。我早就有意到南方去考察,去播撒革命火种,将民主沙龙的星星之火燎原全中国。我不曾告诉子明我的想法,他竟能够做出如此安排,真是心有灵犀啊。

我拿到子明给我拨出的经费,随后就南下了。我想起来了,我当年就跟毛委员去安源一样,我去发动群众,去煽风点火,去发现人才。

我先后去了复旦大学,上海交大,中国科技大学,等等名牌大学。在这些校园里,我召集到一些同学,向他们介绍北京的革命形势,帮助他们在校园里建立民主沙龙一样的组织和活动。然后,我还按照子明提供的联络图,去工厂,去农村,名义上是搞社会调查,实际上是联络各路豪杰,考察指导那些有志报国的年轻人。

大概是一个月后,我又回到北京。陈子明给我安排的工作主要是搞社会调查。我借机带着各个学校的学生走村窜户去搞调查。当然,我也给那些学生支付一些调查费用。象邵江等北大学生,跟我出去调查半天,能赚到10块钱,够一周的伙食了。

我还了解到,陈子明不仅收留了我,还收留了许多同我一样的各路豪杰,包括王军涛,谢小庆,陈小平,李胜平,张伦,费远,等等。但凡在北京有点影响的精英大腕,几乎都会同子明有某种联系。陈子明成立了各种机构,包括两所涵盖全国的函授学校,中国民意调查中心,人才考试评价中心,北京经济学周报,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等等,他还组织各种学术研讨会,出版各种丛书。陈子明周围简直就是一个山寨版水泊梁山,是广招天下豪杰,汇聚各路精英。如果将陈子明招募的精英排座次,足以超越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

陈子明说他的责任和抱负就是甘当人梯,扶我们上路,助我们起飞。在我看来,陈子明就是茫茫汪洋中的一个航母,而我们不过是在这个航母上的雏鹰,在那里我们成长为展翅高飞的战机,再从这个航母肩上起飞。当我们精疲力尽,它又是我们的避风港和补给站。

2. 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陈子明的山寨里汇聚各路豪杰,而各路豪杰都有自己的山头和帮派,可陈子明却置身度外,从不拉帮结伙。

在陈子明那里,最大的团伙或者说团队就是王军涛系,其中将近一半人马都是王军涛的嫡系。而我则是单枪匹马,自成一派。我是没根没基又没有后台,同时,我又受到公安国安系统的跟踪盯梢,我的存在,对于陈子明的山寨应该是有些负面影响。王军涛一伙经常找各种理由想把我赶出去。王军涛几次在所务委员会(相当于董事会或者是政治局)上说:“刘刚对研究所没有带来任何正面影响”,王军涛的姐们白桦、李萍等人经常说我就相当于是野狼嚎和栾副官,留下脚印,让共军顺藤摸瓜摸上山。

王军涛这一伙是人多势众,我是力单势薄,他们的力量远远超过八大金刚,想赶走我这样一个连栾副官都不如的小绺子,应该是不费吹灰之力。如果没有陈子明力保我,我早就被王军涛给赶下山廖。说实话,陈子明跟我并不是很近,王军涛手下的任何一个哥们姐们都比我有分量。但是,陈子明从不以亲疏择人,更不助强凌弱,而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王军涛这一伙不仅要赶走我,还要赶走陈子明的妹妹陈子华、妹夫于国禄。陈子华和于国禄是陈子明研究所的创始人。起初,陈子明的基业是于国禄用大板车街头卖书创建起来的,后来才有子明的加入。由于历史的缘故,陈子华一直掌管财政,于国禄管后勤。王军涛一伙指控陈子明在研究所搞家族统治。

王军涛那一伙人分明是鸠占鹊巢嘛。如果我是陈子明,我保证将王军涛那一伙人统统赶走。凭什么让他们到我家里来对我的财产搞民主啊。可是,陈子明从来不为这些琐事闹纠纷。碰到这种事,陈子明往往是将那伙离心离德的人请到家里,打麻将,借助打麻将的机会仗义疏财,通常,张伦、谢小庆等人会从中斡旋,充当和事佬。 那时,张伦是我好友。张伦每当一次和事佬,都会跟我念叨念叨。

在陈子明那里,有些人翅膀硬了,便另立门户。遇到这种情况,陈子明往往都会尽最大努力去支持,把那些分家出去的人当作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更不是敌人。

可见,子明是多么豁达大度、心胸宽阔。


3. 成功不必在我,功成我在其中

陈子明经常组织各种各样的讨论会,在这些讨论会上,总会有各种各样的观点或见解,而且经常会有一些轰动性的奇谈怪论甚至是异端邪说。比如,萧功秦、吴稼祥、张炳久等人提出了“新权威主义”,让北京的很多自由知识分子大为不满。我本不了解“新权威主义”的来龙去脉,但我的好朋友许良英先生总是要跟我大骂新权威主义,每次骂新权威主义,他必定要大骂陈子明。我一再向他解释,这“新权威主义”肯定不是陈子明发明的,陈子明也未必就支持新权威主义。可许良英就是不相信,他一定要当面去骂陈子明。终于,许良英在一次讨论会上见到了陈子明,就揪住陈子明开始讨伐。我听见陈子明耐心地向许良英解释说,新权威主义只是一家之言,说他支持各种探索,支持百家争鸣。

无论怎样解释,许良英老先生认定陈子明是“新权威主义”的罪魁祸首,因为这个主义就是在陈子明主持的研讨会上出台的。许良英每次见到我,都要叮嘱我要远离陈子明。可见许良英对陈子明的仇恨程度。

从许良英讨伐陈子明这个例子我们不难看到,有很多人痛恨陈子明,并不是因为陈子明本人的观点,而是因为陈子明没有去压制那些不同的观点。这些人在骨子里是希望陈子明能像毛泽东那样去搞一言堂,能像秦始皇那样去焚书坑儒。可是,陈子明就是要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便那是异端邪说,即便他本人并不认同那些观点。

从那些谴责陈子明的人身上,从那些批判陈子明的言论中,更能让我们看到陈子明的博大胸怀。

我真的为子明感到冤枉。陈子明的研讨会不过是倡导百家争鸣,大胆创新,鼓励探索。正是子明的一系列探索,使得当年的北京出现各种文化思潮,犹如春秋战国一般,诸子百家,层出不穷。但是,那些成功的探索,成功的理论,造就了一大批理论家,思想家,名人,诸如金观涛、包遵信、甘阳等等,都成为青年领袖,令很多人崇拜,他们出版的一系列丛书,诸如走向未来丛书,现代思想家文库,等等,都名噪一时。很少有人知道,这些人和书大多都是由陈子明作后盾作人梯而成功的,这些功名很少有陈子明。然而,那些失败的探索,被人诅咒、被人痛恨的主义,大多都要由陈子明去背黑锅,被万夫所指,是某些人的出气筒和讨伐对象。正如子明一贯倡导的:成功不必在我,功成我在其中。

1996年我刚一出监狱,陈子明就设法派人给我送钱送物,还送去他在狱中写就的《十年改革反思》。可是,我还没有看完子明的手稿,就有众多的人给我送去他们对子明的大批判文稿。江棋生千里迢迢给我送去他逐条批判子明的手稿。我真的搞不明白这江棋生为何要下那么大功夫去批判陈子明。

子明在世时遭到某些精英的嫉恨,子明走后依旧遭到某些精英莫名其妙的嫉恨。就在最近,何清涟在网上传播一篇名为“陈子明也是不认错不道歉”的所谓私信。何清涟指控陈子明发起的一个网站发了她的一篇文章,却被冠以刘亚洲的名。何清涟据此要求陈子明向她认错道歉。如果何清涟据此要求陈子明道歉,那么,她每次上厕所闻到臭味时,我建议她应该向那个建造厕所的人赔偿损失。我并不反对何清涟用各种方式维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但是,你总得将事实调查清楚,将责任人查清楚了再口诛笔伐呀。

有很多人喜欢批判陈子明。我发现,那些无端向子明进行公开挑衅的人多半都是没有见过子明,不了解子明的人。这些人简直就跟牛二一样,似乎只要公开挑战子明,就是挑战了天下第一高手,不管胜负,他们就会自动成为天下第二一样。

子明曾经是载我出征、助我起飞的航空母舰,

子明走了。但他的思想,他的精神,他的理论,他的作风,他的品格,依旧是载我远征、助我高飞的航空母舰。依旧是各路英雄的航空母舰。

在我面前,子明就像泰山,可是他会用他全力将我们高高举起,让我们站在泰山之顶。

子明,你会象泰山一样地永恒,永存!

刘刚
2014年10月25日


陈子明在庭审中的一段供词

$
0
0
所跟帖: Wei Yang : 頂,看来子明是众黑手后面的总黑手,我们时代的真英雄! 2014-10-27 10:03:26


作者: 刘刚 “黑手这个头衔已经被王军涛给彻底糟蹋了”

你就不要给子明戴这个高帽了。我相信子明不会接受这个头衔。不过子明一贯是好脾气,任你说他是什么,他都不会去争辩。

当有人质问他是否曾经要求入党时,子明不屑争辩,或者就是所答非所问。

这种讲话方式是陈子明的一贯风格:似是而非!

明白的,自然懂得其中奥妙,并能够加以发挥利用。不明白的,那就是跟没说一样。

举个例子。我在一审时有子明的一段证言。法庭上,书记员或者是检察官宣读审讯笔录,是这样的:

预审员:有人向你提出成立联席会议吗?

陈子明:没有。

预审员:刘刚向你提出过吗?

陈子明:不记得。如果要有,那可能就是刘刚吧。你说是谁就是谁吧。

检察官在法庭上宣读子明的这段证词。当场就被我揪住。我指出这是“点名问供”,是典型的诱供。根据刑法第xx(好像是34)条,该证词是以非法方式获得,应为不合法证词。我要求陈子明出庭作证。

上面是审讯笔录。不过我总认为这笔录可能有误,或者就是被预审员有意篡改过。根据我对子明的了解,我认为子明更有可能这样回答:

预审员:刘刚向你提出过吗?

陈子明:我不记得。你说是他吗?那就是他罢。

再回到网络审讯陈子明是否在监狱里申请入党这个经典问题上来。通常,子明会这样回答:

如果你问:“你在监狱里怎么会要求入党呢?”

子明会说:“你认为我会要求入党吗?只有傻子才会那样想。” (在这里,你都搞不清他说的那个傻子是指你还是指他自己。)

如果你问:“你在监狱里真的写入党申请书了吗?”

子明会说:“我真的写了吗?你看那是入党申请书吗?如果你说是,那就是罢!”(不懂子明的人,会把子明当作是老年痴呆,或是帕金森综合症。)

王军涛作文点评:论天下英雄,唯子明与涛耳!

$
0
0
原文网址: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4/10/blog-post_30.html

王军涛在纽约时报发表纪念陈子明文章,见下面的链接:

失去子明,我感到悲怆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41028/cc28chenziming/

王军涛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4年10月28日。

王军涛的文章的中心思想就是:子明走了,顶天立地、引领变革的就只剩我王军涛了。

用毛太祖的话来说就是:

“美人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悲怆子明,壮志未酬身亡了。
俱往矣,数风骚人物,看我王军涛!”

翻译成曹孟德的话就是:“论天下英雄,唯子明与涛耳!”

这篇文章画龙点睛之笔就是末尾这句,王军涛说:

“在思想转换、知识更新和行动策略调整上,子明具有潜力、本该在新的时代引领变革的。我为这一缺失痛感悲怆!为我必须自己独自走完这段未知的路痛感悲怆! ”

前几天,王军涛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王军涛在采访中借机抬高自己,贬损他人。见下面的链接:

民运“三朝元老”陈子明的一生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chen-zi-ming-20141021/2491652.html

王军涛说:“我和子明76年就开始干这些事情,共产党当时要抓黑手对天下做交代嘛,就找到了我们。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俩不认罪。在一审、二审都不认罪的就是我们俩。”

王军涛哪里是在纪念子明,这分明是借助子明来抬高自己嘛。

见王军涛如此这般自吹自擂,我只好说:“我从生下来就干那种事。我从来都不认罪。在一审、二审、三审、N审都不认罪的就只有我一个!”

我还可以说:“子明倒下了,这个国家的顶梁柱、领路人就唯有我刘刚了。”

这里有谁会同意我这样自吹自擂?

敢问任畹町,你在秦城监狱认罪了吗?如果不曾认罪,你凭什么就认同王军涛如此这般贬损他人?

王军涛的这篇纪念文章通篇拗口,难以卒读。前面讲了些赞扬陈子明的话,那都不过是铺垫,归根结底不过是为了衬托和哄抬自己。

小学语法课中都有下面的排比夸张例句:

全国文章数我乡,我乡文章数我弟,我弟让我改文章。

王军涛的这篇文章可以用一句话加以归纳总结:

全国伟人数北京,北京精英数子明,子明给我当卫兵。

王军涛的小学作文肯定是得了120分,就因为王军涛天才地创造性地捍卫和发展了这个著名例句,将其推向最高峰!

看到王军涛如此借助亡灵来抬高自己,借用给他人的悼词祭文来吹捧自己,不禁令我想起小时候在我们屯子里看到的一个土二小,他刚刚埋葬了刚刚逝去的亲爹,见坟头冒起青烟,便以为有神灵附体,随即登上坟尖,高举祭幡,象伟大领袖一样地嚎叫:

“一览众山小。中华大帝国成立廖!”

他的粉丝红楼四尤立即拍手,齐声欢呼:

“坟登绝顶哥为峰,风平浪静涛为顶!”

土二小大悦:

“然也,是也。高人死绝朕成王。众爱妃,起驾回宫 ..."

王军涛,你是否将那些献给子明的挽联都当成自己的门帘啊?

王军涛,你是否将那些献给子明的花圈都摆到自己的洞房啊?

王军涛,你踩着亡人冒充巨人,你臊不臊?

王军涛,你羞也不羞!

王军涛,往后再发表这种小学生作文,还是发在你自家自留地里,千万不要让我见到。

王军涛骗我们给他的新娘买婚纱婚戒的故事

$
0
0
网上收索到一篇我多年前写的文章。现转此存档。


王希哲在一个跟贴中就我的文章提出一些问题,我略作回答。【】内是王希哲提出的问题。

【1、那时军涛搞的什么圈子名字都有你;】

是,是有几个机构有我的名字。首先,战略研究所有我的名字,那是我还在监狱里的时候,王军涛就将我的名字加入到战略研究所理事会了,有很多坐牢的人名都这样被绑架了。我如何能知道?其次,王军涛曾经让我担任宪政协进会主席。宪进会那时有几万美金,都被用来支持王军涛和陈小平。我立即提出应该给香港卢四清捐款。为此事军涛竟拉着我跟老马开会讨论了三四次,最后做出决定可以给卢四清捐款500美金,但必须得由我担保卢四清以后一切听命于宪进会。我立即指出他们是胡搅蛮缠。如何能用500美元买别人的灵魂?我随即声明我绝对不就任宪进会主席,不参加他们的什么宪政协进会。可见,我从来就不曾同意加入这个宪政协进会,不应该将我算成是宪政协进会的成员吧?以后,王军涛让众多人劝我加入宪政协进会,特别是吴仁华,跟我反反复复纠缠,逼的我没办法,我不得不告诉吴仁华:“你不好使。今后不得将我的名字跟你们列在一起,否则,一旦我发现,我就会公开抗议。”

请你再给我指出来,王军涛还有哪个机构中有我的名字?我一定会让他将我的名字去掉。

另外,你也可帮我指出来还有其他什么民运组织有我的名字?我一定抗议他们未经我同意冒用我的名字。


【2、我在纽约见军涛好像也常有你在;】

我记得我同你一共有过两次交往。一次是你刚来时,你跟王湘到我在哥大的宿舍,你只是打了几个中国长途,然后我们一道拜访陈破空。另有一次我同你,军涛,老马去美国国务院。

能告诉还有哪一次我们一起见过军涛?何来你见军涛时常有我在?你是否记错人了?


【3、我与军涛和你曾一起赴DC搞过一次游说活动】

这确实有。那么如果因此就说我跟军涛是鞍前马后,那么你自己是否也跟军涛是鞍前马后?


【4、再加军涛含糊说的】

军涛也多次跟我含糊说你王希哲如何如何听他军涛的。我怎么就不相信王军涛哪?


【5、你若历来与军涛没有大矛盾大分歧,自然也就不必澄清什么。但若如你现在一样,有大矛盾大分歧,那就只要像我一样,那时就敢公开批评他,别等到今天,自然也就“澄清”,不会有太大误会了。】

除了在8964后的逃亡过程中,我跟军涛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正合作。六四期间,起初是我对他不了解,高看了他。一周后,发现他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尤其是在任命柴玲为总指挥的问题上,我跟军涛几乎发生公开冲突。我立即跟子明建议让子明介入,军涛退出。这有许多人的回忆录作证。我相信其他人是没人能够提出这种建议的。

我在美国一直忙于学习和工作。在学校读书时,我甚至将电话都切断,避免民运人士给我打电话和开什么研讨会。你该知道,我跟几乎所有那些民运大佬都没有什么来往。并非不跟你来往,我就一定跟其他人来往。

至于澄清,从我拒绝参加军涛的机构和各种研讨会来看,我不是在用我的方式在不断澄清吗?只是你看不出来就是了。我之所以这次公开澄清,那是因为在这次茉莉花行动上,我多次试图跟王军涛沟通,但军涛摆出要将无耻进行到底的架势,我也只好不客气了。

我一向是不轻易出手。这一次扫荡一大片,主要是因应国内形势需要。我相信丁子霖王军涛这些人会再一次跳出来谴责暴力、谴责动乱。王军涛的茉莉花行动发起者网站上已经几次谴责墨镜哥的视频是宣扬暴力,这我有截屏为证。墨镜哥不久就被销声匿迹,我相信是从我家被绑架走了。


【6、我与军涛“闹翻”,不过是前年他拉山头称“民主党共同主席”开始。但过去与他好朋友时期,他参与的错误东西,我还是多次公开批评的,如你提的“谴责”王炳章事件和反对施明德红衫军运动,为绿党站台事件,和台湾陈水扁政府“二王专案”事件等。我都公开批评的。】

那些事情同我无关。我有权对这些事不发表意见。


【7、但这里也对你说句实话,我不赞成你对你前妻的态度。无论你揭发她的情节真假,毕竟一场夫妻,还有孩子。总有恩情,怎能如此铁心?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不过,这毕竟是你的私事。顺便说句而已。再谢, 希哲】

你应该比我更了解王炳章、张宏堡、彭明的经历。如果我不在网上公开揭露出这一切,我早就跟王炳章、张宏堡、彭明一样的下场了。都是那个女共军在进攻我,我所做的不过是将她对我所做的(还远远不是一切)在网上公开一下。如何就说我铁心?难道我只有任她宰割,再象王炳章那样任他们绑架车祸,我才算得上你所说的百日恩吗?

纠正一下,那不是我前妻,是我现在的妻子。我跟她在一年多前就完全分居,不能相互联络,而且我们都向法庭递交了离婚申请,都为此请了几个律师了。可她就是想尽各种办法拖延离婚程序。拒不向法庭出示她必须出示的各种银行账单。你大概不知道,遇到这种情况,我必须得用钱去推动我的律师逼迫对方出示必要的文件。否则,两方律师都愿意看到拖延不办,而他们都可以坐收更多的律师费。但如果双方都配合,当然早就办好离婚手续了。她是将我套牢了拴住了往死里打。

过些时日,你会知道,这不仅仅是我的私事。我这里写出这一切,是让中共共军看的。你是否理解,我不在意。

记得当年我们同在波士顿时,我未能前往给您庆贺50 大寿,十分抱歉。我们曾同住一城,竟无缘相见。想必你我之间缺少缘分。但也请谅解,因为我自己就从来不过生日。偶尔有几次参加别人的生日庆典,那也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感谢你的回应和质疑。

---------

顺便再说几个王军涛的趣事。注意,下面所提的几件事都是在我刚到美国的一两个月内发生的。当时我对美国是人生地不熟,只好被王军涛牵着走。王军涛给我介绍一些曾经关心帮助过我的朋友,我自然愿意见他们,以便对他们当面表示感谢。

有一次王军涛跟我说国务院和国会的人要见我。我们一道坐火车从波士顿去华盛顿。到了纽约时,王军涛说要到纽约参加一个活动,让我一道去。我问到底是什么活动,被我一再追问,王军涛才告诉我说是去参加李路的毕业典礼。我立即告诉王军涛,我不会去参加。王军涛说已经告诉那边我会去参加,不去是不守信用。我说我不曾答应,何来我不守信用?结果是王军涛只身前往,我那天在火车站等了他一夜。

我刚来美国时,王军涛经常这样做事。有一次,王军涛说要带我见两个华侨富商,他们愿意出钱帮助我。等我一见面,我才发现那两个人的真实身份是台湾军情局官员。我立即回避。

还有一次,也是我们路过纽约,他说要带我去见一个人,也是在我反复追问下,他才告诉我是新华社记者,并说那人表面身份是记者,实则是中共国安局派到北美的最大的头子。我立即拒绝前往见面。结果是,我只好在一个餐馆里等了他几个小时。

我刚到美国的一个月内,经常有美国记者采访。有一天美国CNN记者联系好了要采访我,一帮摄像记者都已经先到了,将摄影灯光等器材都摆放好了。就要开始采访时,王军涛立即拉上我,说我们必须得离开。结果让那些记者白白忙活了大半天。后来有几次大的采访计划,都是这样给搅黄了。几年后我才发现,这些不遵守承诺的事,都严重损害了我的信誉。那些新闻媒体都认为我是言而无信!

大概是1996年5月的一天,是我刚到美国一个礼拜,有波士顿环球报的一个女记者约我要作一个单访。王军涛后来给安排成一道采访柴玲、沈彤。我坚决拒绝。王军涛一再跟我解释说,这些人常年不能在新闻媒体上露面,这次可借助我的媒体热点效应,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也在媒体上一同露个面,王军涛苦口婆心地劝我,让我同情他们。我最后告诉王军涛,我是绝对不会同柴玲和沈彤一道上镜。后来那个女记者来采访,我坚决回避。第二天的报纸上的报道出来了。柴玲抱着一个波斯猫的照片占了头版头条的将近半个版面,沈彤站在自家网球场前的照片也有十厘米高,而王军涛的照片是在后面一版上,比护照照片还小,绝对没有柴玲怀抱的波斯猫大,比波斯猫的眼睛也大不了多少。我看到这些照片后,我就讽刺王军涛说,这篇报道的标题应该叫作中国民运的贵族和丐帮!我还挖苦王军涛说,你为什么就要给这些人去当陪衬?为什么要给他们站台抬轿子?

又有一天,王军涛说吴方城(天下围城 重回天安门)杜智富(天下围城 重回天安门)邀请我到肯塔基去参加他们的两党联合大会。我拒绝前往。王军涛就跟我说在这次会议上我可以看到我的许多老朋友,比如张伦等,还说万润南也希望有机会见到我,说这些人都曾经为我呼吁过,我也应该去面谢他们。随后王军涛就给了我一张往返飞机票,说是吴方城给我买的。既然如此,我想我也就再辛苦一次,那就去吧。我同王军涛同机前往。会上,见到万润南等人。万润南同他的团队主要成员还专门跟我谈话,力邀我加入他的组织,说他推荐我竞选主席。我一口回绝,我无意参加他们的任何组织。会议闭幕前一天,王军涛离开了,吴方城就让我支付一千多美元的飞机票钱。我问不是他们请我来,他们支付我飞机票钱吗?吴方城先是跟我哭穷,随后跟我说这是组织规定。无奈,我给他开了支票。这分明是在合伙对我抢劫诈骗嘛!等我离开房间时,王军涛的房门钥匙没有交给旅馆,我又代王军涛交了30美金钥匙钱。要知道,我那时是刚刚到美国,一共就有几千美元的捐款,被这些人骗了几次后,就所剩无几了。

此后,我拒绝王军涛给我安排的任何活动,安心在哈佛上英语课。

我随后接到了哈佛、MIT、伯克利、斯坦福等美国常青藤大学的录取通知。我立即决定去MIT经济系。王军涛和太太侯晓天以及我们的共同朋友陈孝京贾莉夫妇便决定去租房子,由我们三家合住。他们租了一个家庭住房的一层,有两居室一个客厅,还有一个装垃圾的偏房,房租共1000美元。他们将客厅隔开,使得每个卧房有半个客厅,他们两家每家住一个卧房和半个客厅,他们两对夫妇各缴纳350美元房租,让我住那个垃圾偏房,我交300美金。

美国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是我们的好朋友。她开车带我去看王军涛给我租的偏房。她一见到后,就告诉我说,这太不公平。我也只是摇摇头。我看了房子后,立即决定我不在波斯顿了。我当时还接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尽管奖学金只有一年,远比哈佛和MIT给的少,但我立即放弃了哈佛和MIT的录取,选择去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从此我远离了王军涛。

关于王军涛侯晓天夫妇及陈孝京贾莉夫妇的故事我在其它文章中已经讲过了。其实,在当年的11月份,我又去了一次波斯顿,到王军涛家拜访,这时的那两个家庭已经打成一锅粥,原本租给我的那个偏房又出租给了一个印度人,那个印度人对我和图书馆馆长说,他不知道他的两家中国夫妇同屋究竟谁跟谁是夫妻。再后来,两对夫妇都离婚了。因为这个丑闻,陈孝京和贾莉都远走他乡,失踪了。可见我当时不去同他们合住,那该是一个多么英明的决定!

1997年,王军涛也只身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1988年,我开始到位于新泽西的贝尔实验室工作。大概是1999年,王军涛跟他现在的太太订婚。我专程去他家送给他300美元红包表示祝贺。王军涛的太太立即跟我说他们的结婚戒指就是王丹给买的,又说老马等人都给他们送礼上千美元。我问戒指是多少钱,他们不告诉我,只是模模糊糊地说按规定至少得一个月的工资,王军涛未婚妻还一定要我讲出我当时的月工资是多少。

我当然明白,他们认为我拿三百美金是不够哥们义气,如果够义气,我至少也得出一个月的工资钱。我那会儿工资不高,但一个月也有六千多美金。我当然不干。我反问军涛,如何能让别人给你买订婚戒指?那到底是谁订婚?我真的不相信这订婚戒指是王丹给买的。

老马是在美国居住50多年的老华侨,他太太是香港米王之后,是美国的著名华侨领袖,很有影响。他们还共同发起成立天安门纪念基金会,募集到很多钱。老马太太无数次跟我抱怨说,这些钱大多都用来资助王军涛夫妇的学费和生活费了,她更加抱怨王军涛太太侯晓天。老马家原本是一个非常和睦幸福的家庭,但在他们都六七十岁时,他们离婚了。老马太太说就是因为王军涛和侯晓天使得老马一家没法继续生活在一起。因为那时我跟老马同在贝尔实验室工作,我对老马太太所讲的一些事是耳闻目睹的。老马是那时支持王军涛夫妇最有力的一位华侨。王军涛的饭局,只要有我或者老马在,通常都是由我们两人结帐。

我前妻一向是大方。每次一道跟人吃饭,那她是一定要将别的食客都按住不许掏钱,都得让我付账。

在王军涛结婚的前几天,王军涛约我和老马去帮他们一道采购婚礼服。我带我前妻,老马一道去纽约面见王军涛。在我们午餐时,王军涛让他的未婚妻和我前妻一道去买婚礼服。临走前,我特意叮嘱我前妻,绝对不能为别人的婚纱婚礼服付账。我前妻一再跟我说,我们就给付了罢,我就只好不让她去。王军涛未婚妻就拉上了另一位中国大陆来美旅游的女士去买婚礼服。她们转了一圈后,什么都没买,要让我们吃完饭一道去。随后,我们一行六人去了几家店,最后又来到一个裁缝店,王军涛未婚妻就让裁缝量体裁衣,预订一身旗袍。价钱是八百多美金。

要交钱时,新娘子就喊王军涛。王军涛和我们都离交钱柜台远远的,王军涛就是不过去交钱,反倒是两眼轮番看着我和老马,老马不是低头就是顾左右而言他,就是不抬眼正视军涛。军涛无奈,用乞求的目光盯着我看。

“这个婚礼服你可一定要给新娘子买哟。”我笑着对军涛说。

“我真的没有钱哪。”军涛十分尴尬而又为难地说。

我们几个就是这样僵持在那里,谁都不去付钱。新娘子急得要哭了。我前妻几次要过去付钱,都被我拦住。如此僵持好久,那位中国大陆来的女士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她过去将钱交了。至今我都不知道那位女士的姓名。

又过了几天,王军涛给我打电话,我们的对话大概内容如下。这里,我将新娘子的名字都用“新娘子”来代替,是为了不露出她的名字。

王:“刘刚,我还是有点事求你。”

刘:“又怎么了?那套婚礼服拿到了吗?”

王:“嗨,我就是想跟你说这事。现在新娘子正在为这事大哭呢。"

刘:“到底怎么了?”

王:“这事还真不好意思开口说。"

刘:“能有多大个事啊?这么吞吞吐吐的。”

王:“这样吧,我跟你说,你可千万不要跟老马去说。"

刘:“你就放心大胆去说吧,我保证不跟老马说。”

王:“是这样,那天订做的婚礼服,我们今天刚刚取到。"

刘:“那是好事啊,有什么不能说的?”

王:“可是,我们把那个旗袍给丢在地铁上了。"

刘:“啊,是这样啊。那就不穿旗袍呗。”

王:“那不行啊。新娘子就为这事在伤心难过呢。"

刘:“那你好好劝她,就跟她说这是上帝的旨意,是这老天爷不让你们在婚礼上穿旗袍。”

王:“不行,她说这事不吉利,她一定要再订做那同样的一套。"

刘:“那你就再去给她订做一套嘛。”

王:“可我没钱哪,我真的没钱。"

刘:“那怎么办?你给我打电话,也不能就立即有钱了。”他跟我耍无赖,我也就跟他癫憨装糊涂。

王:“所以,所以,"王军涛所以了好一会儿,最后才说:“所以我不让你跟老马讲嘛。”

刘:“你放心,我保证不跟老马讲。”

我真的遵守承诺,我一直没有跟老马提起这件事,不仅如此,直到今天以前,我都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我知道,王军涛一再告诫不让我跟老马讲,就是为了让我去跟老马说,好让老马难堪,再出钱给王军涛买一套婚礼服。

我猜想,王军涛在当天也一定给老马打了同样的电话,并嘱咐老马不要跟我提起这事。进一步让我以小人之心度一回君子之腹,我猜想那套婚礼旗袍甚至根本就不曾丢失过!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到,王军涛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搞募捐的。同一个名目,可以反反复复去要人付账,而且还得将人弄得很难堪,很为难,很没面子,很不仗义。

王军涛每当有喜庆之事,只要我知道,我都会给他至少二百美元。他订婚、结婚、生孩子、50大寿,我都给拿三百美元红包。

我刚来美国时,王军涛带我去国会,说是要穿西装,我那时哪里有钱买西装啊。后来吴宏达先生跟王军涛承诺,说他拿西装钱,这才带我去买了一套一百多美金的廉价西装。从此后,侯晓天每次见到我都会让我去跟吴先生索要那套西装钱。吴先生是说给他们钱,让他们给我去买西装,又没有跟我说,我如何跟吴先生要西装钱?我也绝不会为一百美金去跟吴先生追着要钱。这是王军涛给我的最大礼物了。我来美国后很快就发福了,那套西装几个月后就不能穿了。王有才一到美国,我就将那套西装转送给王有才了。如果王有才还保留那套西装,希望能将它再还给我,没准哪天民主党执政了,那套西装就会成为一个历史文物了。

侯晓天几次要送给我一台电脑,那是他们从路旁捡回来的,电脑主机不工作,荧光屏不亮,但侯晓天说键盘还工作,让我用这个电脑练习打字。我没有要。

1998年,我到波斯顿工作,王军涛听说我新婚,要送给我一个新婚礼物。他让哈佛的那位图书馆馆长给我用车拉来了一个旧电视机,是黑白的,荧光屏虽然只有九寸大小,可是机身却是不小。我从来没有打开过那个电视机,我真的不知道那个电视机能否工作。我当时就提出让王军涛将这个电视机带回去,我前妻不愿意让王军涛难堪,就一再说这个电视机是多么好,一再感谢王军涛。

我说这些,一定有人不信。王丹等人到我家聚会时,我曾经向他们展示过王军涛给我的这个新婚礼物。王丹立即说:“啊,这个礼物可值钱!王军涛是从哪里搞到这么个古董呀?现在保证能送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去。”

是,那是个在我儿时就早已被淘汰的黑白电视机,我没有按照王丹的建议将它送到博物馆,我最终还是将它扔到垃圾站了。送到垃圾箱时,我在深更半夜里,象做贼一样,生怕我邻居看到我还有这样一个垃圾电视机。

我第二次订婚时,王军涛做订婚证人,感谢他给我买了一束花。

我结婚的录像想必大家都看到了。王军涛是第一伴郎。婚礼后,女军官新娘子查收礼品,就独缺王军涛的。那女军官跟我大闹,逼着我给王军涛打电话询问是送的什么礼物。我跟女军官说肯定是现金,或者是我们自己给弄丢了。女军官一向是办事军事化,不可能丢失礼品,非逼我打电话,说只要能看到军涛写的一个贺卡也行。无奈,我打电话问军涛。军涛跟我说,他来参加婚礼时实在是太匆忙,买好的礼品不知道放到哪里,找不到了。说以后找到后,再给我拿来。三年过去了,军涛早将此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说实话,我是不喜欢别人给我送礼的。所以,军涛也习惯这样,来我家参加聚会,多是两手空空。但这女军官太太那可是悍妇,那能容忍别人不礼尚往来。

只有在我女儿周岁生日时,军涛太太送来了一套婴儿装,终于让我在女军官面前找回些面子。

以上,就是军涛同我的礼尚往来,我对此并不在意,因为我确实不喜欢这一切送礼的繁琐。但是,无论如何不要往我这里送垃圾呀。

自2010年底,钱云会事件发生后,我几次给军涛打电话,想跟他一道发起中国茉莉花行动。军涛说我是恶搞,说他没时间没兴趣参加恶搞。后来茉莉花行动初见成效后,王军涛就开始自称是发起人,是幕后发起人的幕后黑手。我一直想跟王军涛沟通,打电话时说不上几句,他就说没时间讨论这事。记得是今年三月的一天,我去民主党全委会办公室找军涛,王军涛正在忙。我便等,后来等晚上再去,王军涛已经离开了。那天太晚了,我没有车返回新泽西的家了,便同赵岩在民主党全委会的办公室里过了一夜。此后不久,民主党全委会那天值班的小伙就被民主党给开除了,就因为他让我们进入了办公室。从此以后,我跟王军涛就没有任何沟通。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王军涛,虽然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我又有何必要如此迁就他呢?

王军涛挪用NED捐款办婚礼,致使《新闻自由导报》停刊

$
0
0
原文网址: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4/10/ned.html

刚刚找到一篇我多年前写的一篇关于王军涛炸熟骗钱的文章,见链接:

王军涛骗我们给他的新娘买婚纱的故事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4/10/blog-post_31.html

这个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现在我就不妨再续一段。

记得是2001年前后,我到洛杉矶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会议间歇期间,我同吴仁华见了一面。

吴仁华那时是《新闻自由导报》总编,他带我去他的办公室去参观。吴仁华不断跟我哭穷,说他的《新闻自由导报》无法维继了,弄不好要停刊了。下面是我们的对话。

刘:据我所知,美国民主基金会(简称NED)每年都给你的《新闻自由导报》拨款五万美金,你如何无法维继呢?

吴:你有所不知啊。王军涛是《新闻自由导报》的董事长,他办婚礼缺钱,就将NED拨给《新闻自由导报》的钱拿去办婚礼了。现在几年过去了,王军涛一直拖欠不还。我现在连我自己的生活费都发不出来,现在《新闻自由导报》还能继续出版,全靠一些朋友赞助一些经费交付印刷费,排版、编辑全靠几个义工。

刘:那你应该催促王军涛还钱哪。

吴:军涛说他没钱,他又是董事长,我怎么让他还啊?

刘:那你该如何是好?

吴:你能否去帮我跟军涛说说,让他先还上一点,不然的话,我就只好关门停业了。

刘:你们一个是董事长,一个是总编,我如何去帮你催款啊?

吴:若不然这样,你先赞助我一下,让我将报纸继续办下去。以后想办法让军涛还你钱,或者将来NED增加拨款了,我一定还你钱。

刘:那不成了三角债了嘛。

吴:你就当作慈善捐款,救救《新闻自由导报》,这可是我们海外民运硕果仅存的一份公开发行的报纸了。你总不忍心让它就此寿终就寝罢?

刘:这可是你们董事长和总编的责任和义务。我这个外来人可不趟你们这个浑水。

我没有答应给吴仁华赞助,也没有帮助吴仁华向王军涛讨债。不久,《新闻自由导报》就关门大吉了。吴仁华后来连房租也交不起,只好住到朋友的车库了,还算是没有无家可归。

可见,王军涛私自挪用NED捐款办婚礼,是《新闻自由导报》倒闭的原因之一。至于王军涛是否还了这笔挪用的捐款,我就不得而知了。

刘刚
2014年10月31日

李进进挺王丹长文:五问曹长青

$
0
0
最近曹长青发表了《“五错俱全”的王丹》一文,指责王丹一错“卖友求饶”,二错“贪腐庸俗”,三错“习惯撒谎”, 四错“人格分裂”, 五错“虚荣作秀”。


曹的洋洋万言文章看起来铿锵有力,其实还是文革式文字遗风,逻辑混乱,批斗和指责胜于理性的分析。曹长青文章的标题只不过是将文革中对政敌经常使用的“五毒俱全”婉转一点的改为“五错俱全”。 严格地说这是人身攻击。从下面的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曹长青的文章在事实上站不住脚,在逻辑上更是混乱。曹长青是高举道德的旗子,以政治的正确性来衡量和批斗一个四面受敌的王丹。

一问曹长青:你文章的用意何在 ?

我们首先要问问曹长青先生,世界上,或者说中国人中,再小一点来说,在中国人的民运圈子里,比王丹的错误或比王丹恶的人多得多,你为什么独批王丹?

你可能会说他是公众人物,所以可以随意批评。对公众人物的批评或攻击,我想无非是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公报私仇,假以公众利益发泄自己对某个公众人物的不满。我相信你和王丹没有个人恩怨。你的文章不是为了报私仇;

第二,朋党之争,为了党派利益或政治分赃,不惜一切的攻击自己的政治对手。我想,你不是王丹的同党,也没有党派或政治分赃之争;

第三,为了爱护公众人物,批评之,使其做得的更好。好像你的文章给人的感觉不是出于爱护,而是要将王丹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

第四,为了公众利益,站在道德的高度,对公众人物嬉笑捧打。这第四种批评者,不是为了出风头,就是政治上的糊涂虫。你是不是属于这一类批评者?

对于这第四类的批评,我们还必须分清娱乐体育圈的公众人物和政治性的公众人物。娱乐体育圈的公众人物是明星,胜利者,或某一个行业的公认的佼佼者。他们可能有私敌,但是没有政治敌人。但是在政治角斗场上,任何一个公众人物几乎都有公开的或暗藏的敌人。对政治人物的批评,无不涉及到被批评者的对手。所以,如果不是来自政治人物的政敌,一个中立的批评者在批评这样一个政治人物时,无不要进行平衡和拿捏。否者,作者就沦为被批评者政敌的工具。 既然是为了公众利益考虑来批评政治上的公众人物,作者本身就得考虑到文章的社会效果。曹长青先生考虑到了这个政治后果没有呢?

王丹政治上最大的敌人是中共,或者反过来说中共把王丹当作敌人。由于中共控制了舆论工具, 我们都知道,曹长青批评中共的文章,中共会过滤掉,不会在十三亿中国人中传播。而曹批评中共敌人的文章,中共会利用之,或者让其转载,或者摘其所要,任意发挥。这对于王丹来说公平吗?曹长青考虑过他攻击王丹的社会效果吗?

曹长青会想,我们现在批评王丹,是为了防止由”五错“之人的王丹在中国未来的政治舞台贻害民众。如果王丹有那个未来,即中国有了言论自由和他可以竞选国家领导人,那么就到那个未来的时候再来批评他,因为那个时候,政治对王丹来说相对公平。何况王丹也许没有那个未来,或者他放弃那个未来。要”扒粪“也得等到政治公平的时候去做啊。曹长青现在攻击的王丹的文章,就是帮助了共产党。

曹长青也许会说,我批评王丹,是为了帮助中国异议分子,或民运圈子,使其更加纯洁和工作更有效益。其实,曹长青这么想本身就把自己放到那个圈子里去了,或至少是那个圈子的同路人或同情者。一个政治上的同路人和同情者如此攻击一个同路人,不是糊涂又是什么呢?

曹长青还会说,我只管道义,嫉恶如仇,批评王丹就是为了主持公道。可是,你的公道是什么?谁掌握真理?其实,道中还有道,小道不如大道。老子曰,“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

所以,曹长青攻击王丹的文章对中国的政治,对他所追求的道义,对于那些异议分子有什么帮助? 文章的目的到底何在?

二问曹长青:没做过牢的人,攻击坐牢人的软弱合适吗?

曹长青说王丹在1989年被捕后因为检举别人有功只坐了四年牢,其实,曹长青忘记了或故意不提王丹在1993年2月第一次刑满释放后两年再次入狱,1996年被以“阴谋颠覆政府罪”被中国政府判刑11年。如果王丹真的如同曹长青所说的那样软弱,他还会继续坚持政治斗争?他不怕再次坐牢?曹长青应该想想这点。

王丹在第一次坐牢时也许有检举他人或坦白过,但是这与他的刑期没有直接关系。中共判刑从来都是”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在中国被审讯和做过牢的人都知道这个刑事政策。曹长青没有体会过,所以可以理解他那样猜测。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他也是1989年那个“政治风波”后逃出来的人,写了很多政治评论。他知道,中共在那个时候,如同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中共非常心虚。王丹的刑期多少,完全是那个时代政治的结果,与本人的表现没有关系。25年过后,曹长青怎么忘了这些情况?

曹长青对监狱里审讯到底知道多少? 文章中的那些引语只是只言片语,我们并不知道审讯的全部内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够“一叶知秋”。在中国被审问过的人或预审员才知道中国审讯的厉害。那审讯的时间之长,没有做过牢的人无法想象。审讯人是掌握一定材料的。被审讯的人在猜测。预审员会用各种心理暗示,威胁,或欺诈的方法来获得供词。被审讯的人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也没有美国那样的米兰达规则,允许被告保持沉默。被审讯的人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都是有讲究的。我们没有读过审讯的全部记录,所以,不能靠只言片语来判断一个人在审讯中的变现。

可是谁有资格去判断或裁判一个在在中共预审员面前的变现呢?一个没有做过牢的人不可能体会到坐牢的味道,特别是不能体会到坐在中国这个具有酷刑传统的监牢的味道。曹长青没有做过牢。1989年6月镇压后他跑的快,没有被抓住。在自由的美国,曹长青有什么资格去对坐牢的人,特别是像王丹这样两次坐牢的人挑剔呢?曹长青说,他不是不宽容他们,只是说他出来后没有”反省”? 曹长青到底要什么样的反省?你这不是明明白白当一个道德的裁判官吗?

三问曹长青: 王丹的贪腐有多少”

曹长青对王丹一开始就因为他开什么CORONA房車,戴瑞士DES ARIOS手表,唱歌去好樂迪,喝咖啡去PEETS或STARBUCKS,进行批评,说他庸俗。其实,庸俗和贪腐怎么能够放到一起来说呢。我倒是看到大陆那边的宣传机器总是这样来贬损人。可是生活在一个理性国度,曹长青如何用这种似是而非,混淆视听的言语来攻击人呢。再说了,在美国,开Corona 的车是穷人,在STARBUCKS喝咖啡只不过工薪阶层的事儿。哪有什么贪腐和庸俗之谈。

腐败只是针对一个政府组织或机构的领导人用权力或其他不当手段获取公共资金的行为。一个人如果花费自己合法的收入,谈不上什么贪腐。曹长青说王丹拿了多少、多少钱。可是,没有会计的审计,我们无法知道他是否可以合法地使用那些钱?假定王丹拿了那么多钱(我们不知他道拿了了多少,谁给的,为什么给钱),又假定,王丹可以自由地使用那些钱,那么王丹的贪腐在哪里?

四问曹长青:什么是“习惯性撒谎”?

曹长青指控王丹是“习惯性撒谎”。从他文章举出的一些例子本身来看,读者很难认定王丹撒谎了。曹长青在王丹的“脑瘤”的问题上,说什么王丹有绿卡,可以随意进入美国,说他故意闹腾说台湾不让他入境。曹长青在这里将自由和合法离开美国与能否合法进入台湾混为一谈。我看不出来这里有什么撒谎。王丹确实晕倒过,怀疑自己有可能有脑瘤,这算不上撒谎。更谈不上习惯性撒谎。

曹长青引用苏晓康的话来说王丹撒谎。曹长青说,苏晓康引用王丹的话说,王丹”以全校最高分考進北京大學“。这件事,在美国法律证据学上被称为双重”听说“。第一,我们不知道王丹当年是否说过,以及如何说的,第二,我们不知道苏晓康在何种情况下说的这句话。第三,我们不知道王丹是否以全校最高分考进北大。最不符合逻辑的是,曹长青只是质疑王丹是否是“以全校最高分考進北京大學”这个事实。质疑一个人,没有任何证据,不能妄下结论说别人撒谎。

曹长青没有给习惯性撒谎下个定义。随意说别人撒谎在法律上是诽谤。
五问曹长青:什么是“人格分裂”?

说一个人“人格分裂”是一句多么严重的话啊。这是骂人。“人格分裂”是一种严重精神疾病,并不常见。只有精神科医生可以做出诊断。曹长青不是精神科医生,怎么可以随意这样判断一个过去的同道人?

“人格分裂”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是一种对他人进行污蔑或攻击的语言。换句话说,这是一句骂人的话。曹长青怎么用这么重的话来评价王丹?也许曹长青想说,王丹做事自相矛盾,前后不一致,或表里不一。但那都没有达到人格分裂的程度。人做事几乎都有这样或那样不一致的地方。即便有不一致的地方,那也是要看情形而定。比如,曹长青指控王丹,说他见了陈水扁,又偷偷见陈水扁的政敌马英九。这在政治圈里来说,是常事,谈不上人格分裂。即便是两面三刀的人,我们也不能说他”人格分裂”啊。

曹长青, 曹长青,曹长青,曹长青,曹长青,你离开理性太远了。

王有才:王军涛一伙是一个借民运而生的小利益团体

$
0
0
WangYoucai “一个借民运而生的小利益团体。” 2014-11-01 06:42:38 [点击:38]


一个借民运而生的小利益团体。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但据我观察和近距离接触,这个是中共特务及其线人在海外民运中的主要集散地。是破坏海外真正民运组织的主要团伙之一。王军涛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虽然王军涛本人究竟扮演什么角色还不能最后认定--到底是他本人被中共利用,还是他想利用中共而被中共利用,还是他本人就是被中共朔造出来的“民运领袖”,“89黑手”而派出来进入海外中国民运来破坏民运的,还是其他什么的还真的很难判断。正如他的一位“很好的朋友”所说,王军涛晚上做梦都说的是假话。不过王军涛对中国民运特别是海外民运的破坏作用是很大的--也是可以有佐证的。虽然他的律师透露他是被中共统战部派到89天安门广场的,但是当时的情况复杂,也不能一概而论,当然这个可能是其中的一个证据。他到新加坡去与中共情治人员接头是另一个证据,这么多特务线人支持他也是疑似间接证据,等等。不过,即使他是特务,我们现在又能怎么办?

按照我们先前1993年的预测和我们之后一直以来的规划及行动,中共应该在2023年左右垮台(这个因预测也很可能不准)。为了防止中共垮台后中共改头换面来统治中国,必须对中共特务及线人进行揭露和防患(当然这个也不容易,但是要尽可能做)。其实这个工作已经并将渐渐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工作。

现在为了防患中共国内对中国民运的严厉打压,一些个人和组织提出了“无中心化”,“网点网络”策略。为了防止中共对中国民运组织的海外渗透破坏,真正的民运人士退出以中共特务线人为主的所谓民运组织成为一个重要的一步。让中共特务线人自己去唱独角戏吧。

但是民主运动还是要有自己的组织。也应该有自己的全国性组织和政党。在现在这个特别的时期,观察选择志同道合的民运同道朋友很重要,由于全国几乎每一个大的城市都已经有了一批骨干力量,在适当的时候条件成熟一起集聚而起就更有了可能。

国内一些朋友通过各种途径希望我出面来做一些事情。鉴于我这些年的心路历程和个人的实际演进,加上我本人在美国的实际状况。我个人在近几年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

习近平现在的方式统治期间,你们要求我做一定事情甚至做出一些呼吁,我都要想想是不是对你们的亲人被中共抓起来的会有什么效果而不能判断,所以我最近几年也很少做。我从一个以演进主张为主的人到以主张革命来改变中共统治是因中共暴政无所不用其极而做出的反应。包括特务线人的丑恶言行而引起的强力反弹。每个深夜当我静思自己的人生历程,包括我个人的生存状况,我个人应该都不至于要革命的。我要革命的转向应该主要是在中国可能的茉莉花革命时期中共及其特务线人的一系列恶行,以及后来的继续第三次重判陈西,刘贤斌,陈卫,朱虞夫等中国民主党人是改变我的主要原因。在那次可能的茉莉花革命之前,即便中共亦重判了许多中国的异见人士,民运人士,中国民主党人,包括我自己的二次被判刑,我那时还是主张以演进为主的。我那时也为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背书。

最近陈子明先生在62岁这样的年龄离开了这个复杂的世界。我非常痛心和难过。我与陈子明没有交集。虽然我从1986年开始参与中国民运的活动。可是我直到我被关进秦城监狱之后看到中共说的89黑手时才知道陈子明的。我当时认为像我这样有意参与这么多民运的研究生都很少知道陈子明,王军涛。当时北京的主要学生还有许多全国各地的主要学生怎么会被黑手了,我当时就不相信。在89期间,我向全国各地打了那么多的电话,发了很多电报,发了很多的传真。许多都是我本人自己与学生一起发的。我们当然也派一些学生去发过很多电报和传真。而且我们还派出了许多学生到全国各地去宣传,组织,和串联。我可没有受什么黑手的影响。但是我当时对陈子明,王军涛等人还是很敬重和同情的。他们被判了十三年!

后来我没有与陈子明先生接触一方面我个人不想与中共说的黑手接触,因为我不知道中共是什么目的,另一方面许良英先生对陈子明的看法也是我不愿意直接跟陈子明接触的原因。本来我可以说我没有受陈子明的任何影响。由于陈子明的去世,我才知道陈子明先生用许多笔名写了许多文章。我必须说我是读过陈子明先生的许多文章的。因此我现在还是受到过陈子明先生的影响。

不论怎么讲,我对陈子明先生还是敬重和同情的。他在62岁这样的年龄去世,我很难过和心痛。虽然我在他去世之后才知道他在监狱里还写过“入党申请书”,对我有一点打击,刘刚的辩护也没有影响和减少对我的打击。但是我仔细想想陈子明的人生,他的一些文章,真心感到他也很不容易和他的精神困境和煎熬。在中共严厉统治的中国,如果你对中共的统治有异议,而且还想表达甚至行动,任何一个人都要煎熬精神和心理的困境。更不要说在中共的监牢里了。我在中共的监狱里,特别是第一次在浙江苍南被抓并被送到秦城监狱,特别是在杭州受审时,我挺不住压力,说出了在金华期间受到过同学父亲的支持,而这个是中共公安当时并没有掌握的情况。使得我的大学同学和父亲分别被判了四年。这个是我一辈子的伤痛。我们当然可以谴责中共,就是因为这样见了一面(给了我2000元人民币),我的同学和父亲都要被判刑四年。但是这个确实是我的污点和我一直以来的精神煎熬之处(我1991年11月被假释时监狱警察当晚直接把我送到家,然后我自己第二天就直接去我在金华的大学同学家(想向我的同学和同学的父亲表达我的说不出的愧疚),当时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县(现在在推進富陽撤市建區工作)公安以为我怎么了,按照他们的说法布下天罗地网当天晚上在我和我同学准备睡觉长谈时就又把我从我的同学家里抓起来并把我送回杭州向我宣布假释期间应该遵守的规定等等,然后把我送回家要求我不能离开我们的里坞小山村)。

而陈子明先生只是对自己的伤害。(虽然如果他是89民运的黑手,可能也有对民运的伤害,但我认为所谓89民运的黑手是中共出于我所不知道的目的制造出来的)。

其实即使在美国的我,由于中共对异议人士严厉的打压,我的精神还受到煎熬。包括我对最近被中共抓起来的民运,维权,异见人士。我能公开说什么能,除了谴责甚至咒骂,我还能做什么公开的事呢?我如果仅仅那样做会对这些受难者会是什么作用呢?我真的不知道。

本来想写一篇特别记念陈子明先生的文章,他的离世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结束。一个所谓89黑手的结束。虽然陈子明本人可能也不接受89黑手的说法。一个与中共良性互动变革的结束。一个为了中国能够进入宪政民主并实现自己个人的历史使命而忍辱负重的人的离世。我还是非常痛苦和痛心的。

解放军报发文,表明军方对“香港占中”的强硬立场

$
0
0
原文网址:http://www.qstheory.cn/zhuanqu/2014-09/23/c_1112592029.htm


超限战鼻祖乔良在解放军报发文,鼓吹以“主流思想”、“强军政治”建设“大国新文明”。这不是照抄照搬朝鲜金氏王朝的“主体思想,先军政治”嘛。

这个乔良,还号称是中国超限战鼻祖哪。居然就会剽窃。想要剽窃,你也得去找个大款大户去剽啊,无论如何也不该去剽自家穷徒弟啊。真是没出息。有这样一群饭桶智囊,看来这中国只能进化到朝鲜那个水平了。习近平充其量也就能跟金三胖有一拼。

我就恨这乔良。就是他的那本超限战,还有他亲自给中国女特工郭盈华言传身教作培训,才使得我遭遇了最难对付的美人计,遭遇策划最周密的超限战,最终让我遭遇滑铁卢,在美国走麦城。

请注意,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香港占中”事件表达军方的立场。主要内容都在同人辩论什么是民主、自由、法制、人权、主权。都是针对“香港占中”。

这个乔良,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我一定不放过这个乔良。

中国有必要来一场思想大辩论
2014年09月23日 12:28:34
来源: 解放军报 作者: 乔良

先讲一件事。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是从《解放军报》转载的。原文报道了我军潜艇上的一名士官,维修保障技术精湛,多次在潜艇出现故障的情况下及时成功地排除了故障,使潜艇得以顺利航行。这样一篇完全正面的报道,到了网上成了什么呢?题目被网编改为:《我军潜艇事故频发,风险极大》。同一篇文章,变了个题目,就完全变味了。

为什么会这样?我想,首先是网编的立场肯定有问题。他已经不会站在客观的角度处理新闻稿了。这在今天的网媒及从业人员中已不是孤立现象,现在,不少网络媒体人选择的立场是,只要是官方宣传的,我都要站在你的对立面。所以,如果不能改写这篇文章,那就改标题。除了立场问题,还有就是商业考虑,要吸引受众眼球。拿此篇报道来说,如果还是沿用宣传典型人物的报道模式,可能在网上就没多少人看了,但变一变标题,说“我军潜艇事故频发”,看的人就多,就增加了点击率。这里面原因很多,有政治立场问题,也有追求点击率和经济效益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会损害新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更会误导社会舆情,以至会影响国家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有损我们正在积极建设的“大国新文明”。

国家主流话语的创新事关“大国新文明”的诞生

对于网络媒体上的这些问题,我认为不要急于去指责和批评,倒是我们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有关部门和宣传工作者应该先反省一下自己: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媒体今天的状况?首先,是我们一直在大力宣传的价值观问题。本来,宣传我们自己的价值观理所应当,但环顾全世界,哪有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把“敢为人先,追求卓越”当作价值观的?不久前我到中部地区的一个城市去讲课,看到那里正在组织市属媒体大张旗鼓地宣传该市确定的“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说这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践行”抓手。价值观只能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不能是具体物化的东西,因此,只能使用名词,如果连语言学、语义学的基本问题都没搞懂,就想宣传好价值观,以其昏昏,怎么能使人昭昭?存在类似问题的还有一个经济百强市的“市民公约”。七八十个字,都是四个字一组的,居然还把“无私奉献”也写上去了。你怎么能要求所有市民都无私奉献呢?这是对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共产党员的要求。我想知道,如果市民做不到无私奉献,只做到了有私奉献,算不算违约?如果算违约,处不处罚他?如果不处罚,这个公约有什么用?现在,不光是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很多部门在提出规范、制定规则方面,经常是不加推敲,草率行事。自己还没弄明白,甚至连语义推敲都做不到,就向社会颁布推行,其结果要么是说了白说,对民众毫无约束力,要么就是让人们的价值观和是非观越来越混乱。这一点尤其可怕。所以,在审察现今社会上许多人信仰缺失、思想混乱的现状时,我们首先要检讨自己,是我们的“思想贫血”造成了社会公众的“六神无主”。而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话语的平庸。话语的平庸说到底是思想的平庸。平庸的话语怎么能让别人听你的,信服你?

比如,抗议西方国家首脑见达赖,我们的理由差不多就一个,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别国干涉,所以你不能见他。这样无力的话语怎么能让那些主张用人权干涉主权的西方人听从呢?你既然这么在意人家见达赖,索性你就干脆来他一次狠的,找一个国家“开刀”。你要见达赖,我就把我们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降成代办级,让你在与中国交往时吃点政治上、经济上的苦头,让全世界的人都看看,中国人不是“干打雷不下雨的主儿”。对媒体更是如此。你的话语一陈旧,且一遍遍说个没完,谁还愿意听你的?要想让媒体听你的,或者让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更中立、更公正,就得拿出让人耳目一新的新鲜话语。没有新鲜的话语,就会脱离世界,也脱离你自己的人民。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深刻反省,别老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去。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责任要勇于承担,有错的地方坚决改正,首先要改变我们的话语方式,建立一个让人信服的、全新的话语体系,这一点非常重要。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应该而且必须学习毛泽东。我军初创,问题丛生,急需一种规范全军将士言行的“新文明”。毛泽东率先提出“三大纪律”,头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厘清了上下关系准则;第二句“一切缴获要归公”,规整了内部关系上的“乱象”;第三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把我军同中外一切军队的根本区别规定得明明白白。此后,毛泽东又提出“六项注意”,条条简明,句句扼要,一新耳目,好记能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后改为八项注意)”实际就是“全军公约”,是全军上下高度认同并一致遵行的,形成了人民军队独有的“新文明”。至今,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一支军队能够超越这种“新文明”。正是这种“新文明”,助我军踏上了“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强军之路。这就是话语体系创新的“新文明”的力量!那个年代,我党我军的诸多价值观念、核心主张,都被老一辈革命家独创的清新语言、经典词汇包装得“家喻户晓”,好记能做,怎么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创新话语文明的能力反倒退步了呢?

不能再让西方价值观和话语体系带来的“精神错乱”污染中国社会

除了有关部门自身的问题需要反省之外,不可否认的是,现在,我国国内不少媒体确实存在严重的“精神错乱”,这是受西方价值观和话语体系侵袭带来的必然结果。一些人觉得,西方的话语更有吸引力,表达上更直白、更易被人接受,但这恰恰是由于今天很多人仍然没看清楚,西方现在的话语体系与它的发展方式以及前进方向正在渐行渐远,越来越相背离。也就是说,西方已经越来越心口不一,言行不一,但却还在用他们的“心”和“言”,来左右别人的思想和行为。

比如,当西方的一些有良知的学者,开始质疑他们的制度是否出现问题时,在我们国家,却有很多人仍在大谈中国的民主问题、宪政问题,好像他们抓住了中国的“病根”,但这些人真的弄清楚了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宪政吗?你如果认真问他们这个问题,他们除了将西方的民主教条搬出来背诵一遍,还能说出什么新鲜的、让人信服的言论?这些人远没有当年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时研究得那样认真、透彻且符合中国国情。他们压根没弄清楚“民主”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自以为成了“民主”“宪政”坚定的捍卫者,这同样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民主是什么?民主是怎么产生的?我曾经跟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有过一次辩论。我说,你们美国人并不知道民主是怎么产生的,就满世界去推行民主。他一听就急了,因为在他看来,美国是民主国家的样板,而你一个非民主国家的军官,居然指责美国不知道民主是怎么产生的,这还了得!于是,他开始给我大讲民主的历史,差不多把民主所有的过程和特征都讲了一遍。等他说了个把钟头,我才告诉他,你说得不对,民主不是这么产生的。民主制的确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经过中世纪黑暗,开始文艺复兴,再到法国百科全书派,最后到美国形成潘恩的政治哲学,这个轨迹都没错,但这只是民主制产生和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和转折点,却并不是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产生的根源。在我看来,西方现代民主与古希腊民主形式相近,根源却并不相同。现代民主产生于充分发育的商业化社会,因为只有充分发育的商业化社会才会催生出充分发育的“契约精神”,西方现代民主是全民遵从“契约精神”的产物。什么叫宪法?宪法就是全民契约,就是全民的“大合同”,宪政就是全民履约的过程。

我对他说,如果你连这个都搞不懂,你给我讲什么民主?不懂这一点,你就搞不懂,为什么你们西方发达国家能产生这样一种制度,而别的国家却不行,别的国家在东施效颦中全都出现了“烂民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先产生“契约精神”这个必要的“土壤”,没有完成社会契约化过程。我不是说西方民主完全不好,大家都来按契约办事当然是好事儿。可是,除了上千年的中世纪宗教约束这个前提条件,西方完成契约化的过程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少又经历了近300年。而我们,从辛亥革命到现在不过100来年,真正稳定发展也才三十几年,你给我300年时间行不行?不给我足够长的时间,让我现在就玩西式民主,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要么是台湾今天这样,学生占领“立法院”;要么是中东“颜色革命”;要么是今天的乌克兰。所有这些事实都证明,没有整个社会充分“发育”的“契约精神”,民主就会变成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政治暴力。所以,我对那个美国人说,这一点,你们美国人难道视而不见吗?如果你们不是政治幼稚,那就一定是别有用心。

今天,我们是否已经走到了一个必须争论的“岔路口”?

这场意外的思想交锋让我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今天还能不能像30年前刚刚改革开放的时邓小平说的那样:不争论。今天,我们是否已经走到了一个必须争论的“岔路口”。在这个“岔路口”,如果不争论清楚方向、目标、路径,我们将不知道下一步迈向哪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就可能得而复失,民族复兴的宏愿就只能成为一纸蓝图。如果不把问题争论清楚,党和人民就不可能明辨是非。为此,至少应该让思想界争论起来,其中一个焦点问题就是,西方所谓的民主到底是什么?适合不适合今天的中国?如果不适合,那它适合不适合未来的中国?如果适合未来的中国,中国该怎么从今天走向未来?这些问题必须弄清楚。如果思想界都弄不明白,你怎么让全党明白?怎么让媒体明白?怎么让全国老百姓都明白?所以,中国思想理论界今天有必要进行一场思想大辩论。只有在思想大辩论的基础上,真理才能越辩越明。即使没能把真理越辩越明,好歹也要把道理越辩越清。

我在一些大学讲课,不少给我递条子的学生都追问一个问题。他们说中国今天不民主、不自由。我说那好,请你告诉我,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民主和自由是什么关系?请用一句话给我讲清楚。结果,没有一个人能讲清楚。我说行,你们认为我是一个代表非民主制度的军官,那让我来告诉你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对权力的限制,这个“力”是力量的力。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对权利的限制,这个“利”是利益的利。民主是用来限制公权的,自由则是用来限制私权的。或者说,民主是限制政府权力的,自由是限制个人权利的。一个正常的法治国家,政府和人民的权力与权利都是有限的,你知道不知道?你以为自由是什么,自由是让你随心所欲吗?有位法国人对自由主义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一个人的自由以另一个人的自由为界限。这句话已经变成关于自由的定义。这就是说,在任何国家中,每个人的自由都是有限度的。自由不光是一个时间概念,它同时还是一个空间概念,在不同的空间里,人们享受的自由程度是不同的。不妨设想一下,在930万平方千米土地上生存的3亿美国公民,与在960万平方千米土地上生存的14亿中国公民,他们享受的自由度会是一样的吗?当你转个身都可能触碰到另一个人的权利边界时,与转过身来另一个人的权利边界还在数十米开外,两者的自由空间会相同吗?这是个必须严肃思考的问题,不是拿“自由是一种精神和心灵层面的感知且不受约束”这套说词可以搪塞的。

中国今天不论是持何种观点的学者,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在宣传自己的理念时,有压制别人表达观点的倾向。包括那些受西方民主自由理念影响很深、对西方“普世价值”宣传得很起劲的人。这些人,即使在表达自己对民主自由的见解时,也对持其他观点的人,显露出一种压制对方的专制态度,根本不允许别人表达不同观点。这还有一点民主和自由的味道吗?每当这种时候,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问问他,你用如此专制的口吻宣传民主和自由,怎么可能真正具有民主和自由的精神呢?

一个大国的真正崛起必然会伴随一种新文明的诞生,我们必须抓好这种“大国新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

从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整天高喊大国崛起,但始终也没人能说明白,什么是大国崛起?很多人都以为,如果我国的GDP在未来20年撵上或超过美国,我们的制造业成为世界第一,我们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就可以完成大国崛起。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崛起。真正的大国崛起是一种“新文明”的诞生。历史上,每一个全球性大国的崛起,最后都展现出一种崭新的文明模式。你可以不喜欢跟你打过两场鸦片战争的大英帝国,你也可以不喜欢至今还在遏制中国崛起的美国,但你必须承认,他们的确是为这个世界提供了两个文明范本的国家。大英帝国提供了一种在工业革命基础上的贸易文明,美国人则沿着大英帝国的路往前走,最终超越自己的前辈,为世界提供了融合全球经济的金融文明。你大可以认为这些文明都不够公正,都有掠夺别国财富的动机和倾向,但不管怎么说,他们为世界提供了两种在其文明框架内运行的有效体系:一种是交易的信用体系;另一种是交流的价值体系。毋庸讳言,今天,这两个体系都出了问题,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以及美国人主导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欧洲主导的利比亚战争,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这就促使行进到“岔路口”的中国要停下来想一想:自己的路,下一步该怎么走?或者说,中国要作为大国真正实现崛起,那你准备给世界提供什么样的“大国新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未来中国能解决好自己的问题,也就有可能为世界的明天解开了一道难题。但目前看来,我们还远未解决这一难题,包括如何用全新的话语来科学表达中国人的价值观,虽然可以认为是在这方面的一种努力和尝试,但恐怕还不是一种成功的尝试。如果你提出的一种价值理念,连你本国都接受不了,你怎么可能让世界人民认同你呢?说到底,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还得从解决最基本的话语体系问题开始。

也就是说,解决舆论界的乱象、思想界的乱象,千头万绪,都要从改变文风开始。首先,领导人的讲话不能再用传统“笔杆子”的写法,不能再用那种四六句式的“党八股”,必须使用一些新的理念、新的词汇,自上而下,从语言风格上给全社会带来一股新风。

话语体系的改变,才会赢得话语权。这就意味着必须痛下决心,改变僵化的话语体系。人们都以为腐败很可怕,其实只要下定决心,腐败是可以一步步抑制和改变的。但改变话语体系却没那么容易。因为话语是在每个人脑子里扎根的,怎么伸进去、抠出来,怎么改变固有的思维和语言模式,这是远比反腐败更困难的事情。

现在,我们喜欢谈顶层设计,但谈的都是机构的顶层设计、模式的顶层设计,而真正应该重新设计的,是主流思想和主流价值观的顶层设计。中国必须重新确立自己的价值观,让全体人民都能服膺它、认同它。这方面,必须迈开第一步,先在思想界好好进行一场大辩论,明辨是非之后才能完成这个顶层设计。这绝对不是主管部门的几个官员或者某些院校的几个专家就能够设计出来的,必须集中全民的智慧。什么是全民智慧?就是大家都去想同样一个东西,当大家都能接受同一个东西的时候,那就是全民的智慧。

高师出高徒,墨镜哥发视频挺刚哥

$
0
0
原文网址: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4/11/blog-post_30.html

2011年1月,我发起中国茉莉花革命。为了进一步推动茉莉花革命,我在2011年4月,将墨镜哥许四多接到我家,住了一个多月。在这期间,墨镜哥同我密切合作,发了一系列(有二十多个)鼓动中国茉莉花革命的视频。

墨镜哥在视频中透露,墨镜哥对刚哥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跪拜刚哥为师,我也将浑身的倾囊交给这个小徒弟。墨镜哥很快就出徒了,就出家离走自立门户了。现在在国内经常发视频,有一系列视频是夸赞师傅感谢师傅的。下面是墨镜哥献给师傅的一个视频。

高师出高徒,天才嘛。难得墨镜哥如此惦记师傅,不愧是刚哥的徒弟。

海外来人了!“六四”领袖周锋锁香港安营扎寨(图)

$
0
0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4/11/blog-post_2.html

我早就说过,江曾周薄残余势力会给香港占中哄抬几个“黑手”“军师”“导师”,我甚至早一个月前就点名王丹,王军涛,胡平,周峰锁,叶宁,孔令犀,陈光诚,杨建利,盛雪,等等,都是可被选择的“黑手”“导师”“先锋”的候选人。见下面的链接:

江曾周特务左右互击制造香港危机,意在搞掉习近平(视频)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4/09/blog-post_30.html

果不其然,还真被我猜中廖。我话音未落,海外就来人了,周峰锁就登陆香港廖。这就好像是我派去的,是在执行我的战略战术。

好么,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廖。

[日期:2014-11-03] 来源:RFA 作者:RFA [字体:大 中 小]

在“六四”事件后,被北京当局列入首批通缉名单的学生领袖周锋锁,周日(2日)突然抵达香港,并准备在金钟扎营,加入占领运动;他可能是首位参加雨伞运动的“六四”学生领袖。

根据《明报》网站周日傍晚的消息,指周锋锁周日乘坐飞机入境香港,他直接从机场前往金钟占领区,声言将参加雨伞运动,与香港示威者一起扎营睡在马路。

周锋锁于周日突然在推特(twitter)发布一张在金钟拍摄的照片,他是站在一批帐篷前,背后有黑色横额,写着“守护香港 拒绝沉沦”。他并留言说,周日晚准备在帐篷扎营。

周锋锁曾于去年两度来港,并参观香港的六四纪念馆,他当时表明支持占中,并指这一场公民不合作运动,市民需自行决定,他们愿意为这个理念付出何等的代价,甚至可能要坐牢,这都与八九年的理念十分相似。他当时呼吁香港人应认清公平选举制度牵涉的切身利益;他又期望香港最终能落实公平的普选,为中国建设民主树立典范。

现年46岁的周锋锁,陕西省西安人,八九民运期间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他于1989年被列入首批通缉21名学生领袖名单的第5名,其后在家乡三桥镇被捕,翌年获释,但被开除学籍。他于1995年初抵达美国,到1998年获得芝加哥大学MBA学位。2007年起,周锋锁担任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会长,同年创办“人道中国”组织。

下面是周峰锁在香港拍的几张照片。


海外来人了。周峰锁登陆香港。


与温州吴大海在香港接头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香港事事事“黑手”。

江曾周薄孤注一掷,劫持香港新疆负隅顽抗

$
0
0
原文网址: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4/11/blog-post_3.html

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薄熙来已经被习近平逼到死角,周永康和薄熙来等已经被逮捕或判刑,江泽民和曾庆红也成为泥菩萨自身难保。江曾周薄的残余势力只有孤注一掷狗急跳墙,才能避免被全面清洗的厄运。

江曾周薄最有战斗力的残余力量当属海内外特工,其次是五毛大军。一旦江曾周薄全部倒台,这些特务五毛大军将失去经费支持,甚至会被清洗。他们必须破釜沉舟、垂死挣扎。这些人原有的功能是维稳。他们目前的最主要目标就是保证他们的饭碗,保证这支维稳大军不被裁员,不被裁军。那么,他们的最主要策略和最有效手段就是千方百计地向上峰证明他们这支维稳大军存在的必要性。

如何证明?那就需要证明中国到处都有不稳定因素,缺了这支强大的维稳大军,中国将国之不存,习近平将江山不保,将会千百万人头落地,血流成河。

如何让习近平看到这一点?这对于这支所谓的维稳大军去制造不稳定因素那还不是易如反掌么。

哪里是他们发起反攻的最有利地点?那当然是他们的大本营和根据地是首选地点。香港是周永康的大本营,香港是曾庆红的地盘,上海是江泽民的根据地,昆明、重庆、辽宁则是薄熙来的势力范围。这些地点是江曾周薄残余势力制造不稳定的首选地点!

我下面的几篇文章就是揭露江曾周薄残余势力是如何在中国各地乃至香港甚至是世界范围制造不稳定因素。见链接:

曾庆红江泽民垂死挣扎,以“民主暴力革命”的名义发起政变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4/05/blog-post_21.html

江曾周特务左右互击制造香港危机,意在搞掉习近平(视频)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4/09/blog-post_30.html

海外来人了!“六四”领袖周锋锁香港安营扎寨(图)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4/11/blog-post_2.html

详解香港抗暴抗共的来龙去脉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4/09/blog-post_89.html

解放军报发文,表明军方对“香港占中”的强硬立场
http://www.qstheory.cn/zhuanqu/2014-09/23/c_1112592029.htm

“染香”姐姐引出的联想:中国特科的秘密产业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4/10/blog-post_10.html

郭玉闪因何被抓?孟建柱奉旨抓捕江曾周特务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4/10/blog-post_12.html

新疆昆明暴动频繁,周永康呼之欲出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4/05/blog-post_24.html

江系特务上网捞周永康,警察头子傅政华奉旨追杀海外特务头子(有38图)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4/08/blog-post.html

高瑜浦志强为何被抓?曾庆红放手一搏,习近平破釜沉舟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4/04/blog-post_9.html

北风吹,战鼓擂,中国军方间谍磨刀亮剑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4/05/blog-post_18.html

北风敢死队欲盖弥彰,伪造新疆爆炸案通缉令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4/05/blog-post_22.html

温云超招募恐怖分子,敦促北风向FBI投案自首!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4/05/fbi.html

“北风敢死队”“中国烈士旅”在乌鲁木齐又制造恐怖袭击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4/05/blog-post_5150.html

北风在网上公开招募恐怖袭击敢死队,我正式报名参加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4/05/blog-post_20.html

中央警卫局布局潜伏,血债帮线民骨干名单曝光!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2/09/blog-post_19.html

阴谋论:中美无间道超限战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4/04/blog-post_9.html

马航飞机阴谋论:中国特科玩的躲猫猫捉迷藏游戏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4/04/blog-post_12.html

总参“731”在行动:拯救薄熙来周永康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4/04/731.html

倒薄熙来旗手令计划家破人亡,倒周永康先锋傅政华背后中枪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3/09/blog-post_25.html


刘刚
2014年11月2日

丁柯:特工 >民運 >法輪功: 一個真實的故事

$
0
0
特工 > 民運 > 法輪功: 一個真實的故事 (一)
http://blog.boxun.com/hero/dingke/50_1.shtml

1﹑西苑100號

1982年3月的一天﹐我終于結束學業﹐並如願以償,被分配到我的第一志願------中共中央直屬西苑機關﹐即中共中央調查部。當干部局的老郭把我﹑英語系77級的小楊﹑法語系的小程從北京外國語學院用車接走﹐我對未來的一切﹐茫然無知。心底只有一個念頭﹐天生我才必有用。

我把調查部作為職業的起點﹐與我父親早年從事過地下黨的經歷有一定的關係。記得在文革期間﹐有一次我父親騎自行車帶我經過宣武門時﹐他一邊騎﹐一邊給我講述他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參于學生運動﹐曾在那裡游行﹐反飢餓﹐反內戰的場面。文革期間還有一次﹐我在院子外面與朋友正玩兒著﹐突然聽到一位中年婦女對著我說﹕這孩子一定是老丁的兒子﹐長的一模一樣。後來父親告訴我﹐那個阿姨曾是他在北京師範大學求學期間秘密發展加入地下黨的。這些對我這樣的少年起到了潛移默化的引導作用。當然﹐好奇心﹐以及生來俱有的一種冒險精神也早早地為我後來所選擇的這個職業埋下了伏筆。此外﹐還有一個原因讓我沒有象其他同學那樣﹐選擇去國家機關從事口語翻譯的工作﹕我覺得那只是去當一個活的語言機器。對我而言﹐外語不是專業﹐應該是所從事職業的一個工具。

西苑100號坐落在碧波蕩漾的昆明湖東南不遠的地方。它的東邊是北京中醫研究院。附近還有吳家花園﹐就是軟禁前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的那個地方。那時那裡在夏天到處稻米飄香。到了秋天﹐天高雲淡﹐萬壽山上的楓葉紅的依稀可見。從頤和園的佛香閤遠眺西苑﹐調查部的辦公區就在一片樹蔭之間。

我雖生在北京﹐長在北京﹐年年去頤和園﹐香山﹐八大處等風景區都經過那裡。但到西苑落腳還是頭一遭。待辦好機關手續﹐領到出入證﹐安放好行李﹐換好食堂餐帣﹐干部局召集我們開會﹐通知我們這些新人為期一個月的集訓第2天開始。這時 我才發現﹐這裡沒有工作證﹐只有那個配有照片並不表示工作性質的出入證。


2﹑一切以保密為先


除了沒有工作證外﹐那天所感受到的是強烈的與保密相關的各種信息﹕大院門口有攜槍的軍人站崗﹐穿過家屬區﹐進入辦公區時﹐再次由軍人檢查出入證。干部局大樓內以及我們進出的辦公室都張貼著毛澤東關於保密的指示﹐如﹕保密工作慎之又慎。還有保密紀律守則﹐如﹕

不該聽的不聽﹔

不該問的不問﹔

不該說的不說﹔

。。。

接下來這種保密教育始終是集訓期間的要點。最讓人感到驚訝的是﹐當時的部長羅青常在給我們這一百來人做報告時﹐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要做好豎著進來﹐橫著出去的準備。這對我多少有點出乎意外。因為我從沒有想在這個職業上干一輩子的打算。記得當時的人事部門的領導曾專門講到什麼人可以調離﹐只有一種可能﹐就是中共中央組織部下達的調動指令。否則﹐門兒沒有。記得當時我曾問過這樣一個問題﹐能否去考研究生。得到的答復是除非機關許可﹐否則不可報考。保密教育還涉及到家屬及配偶。根據規定﹐我們不能告訴家人所在工作單位的情況。年輕人准備結婚﹐須向機關彙報對象的的背景﹐得到批准才可成親。後來聽老人兒講﹐從前談戀愛﹐中間還得有第三者旁聽才行。

出于保密的需要﹐部領導反復強調帝修反如何利用財和色千方百計來拉我方人員下水的。在不同場合舉的例子包括駐意大利使館的一位調查部派去的翻譯。說他如何在美色的誘惑下﹐在使館的接待室裡出事﹐以及如何及時被發現﹐調回國內。幾年後﹐從一位北京外國語學院意大利語畢業的校友﹐也是調查部同事那裡得知﹐此人押回國內後就被送到山西的勞改農場。多年後因為發表有關意大利文藝復興的論文﹐取得學術成就。

除了保密教育之外﹐也有相當的內容是關於從事情報蒐集的方式和方法。大體是關於利用公開身份蒐集情報﹔利用隱蔽渠道蒐集情報﹔以及利用公開的材料進行分析﹐歸納﹐從中得到情報。所謂公開身份就是指利用中共的外交﹑新聞﹑經貿﹑金融﹑民航﹑旅游﹑宗教團體﹑國際組織﹑文化交流等涉外職業為掩護﹐從事情報蒐集。隱蔽渠道泛指沒有這類中共掩護身份的秘密派遣。這類派遣危險性最大﹐一旦出事﹐沒有任何保障。

至于如何蒐集情報﹐除在利用交往中探聽感興趣的內容外﹐主要是廣教朋友﹐從中挑選和培養有價值的對象。曉之以理﹐動之以情﹐適時施以援手。長期經營﹐長期培養。一旦對象條件成熟﹐情報便源源不斷。應該說民族情感是中共情報機構在海外華人中伺機發展情報關係的主要利用因素。

1978年改革開放後﹐根據中共中央的相關文件﹐調查部派駐使領館人員必須于1985年12月底全部撤回﹐改以其它身份派出。這樣一來許多以外交官身份外派的人員被迫改行。紛紛改當記者。由于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傾向選派自己人常駐國外﹐且有錢有人﹐調查部在這兩家的人數不斷縮水。只好另辟途徑。<光明日報>和上海<文匯報>以及後來的<經濟日報>﹐<中國青年報>﹐<科技日報>﹐<世界經濟導報>就是在這樣情況下借助調查部(後為安全部)的財力和人力有了駐外記者的。培訓後期﹐我利用曾考過社科院新聞所研究生的這段經歷向干部局表示了從事新聞業務的意願。當時從北京大學中文系﹑人民大學新聞系等正宗科班出身的畢業生有好幾個﹐且都是黨員﹐按常理﹐派他們去報社順理成章。由于他們需要到調查部的國際關係學院進修英語。這樣當聽說光明日報社外事辦公室需要個年輕人時﹐干部局選擇了我。培訓結束那天﹐我被分配到聯絡局。這個局負責管理派到北京市內各國家機關兼職的調查部幹部。記得當時的局長姓馬﹐60來歲。他和我握握手說﹐小丁同志年輕有為﹐來日方長。處長和副處長交待過工作任務後﹐當天我就趕到光明日報社報到。

3﹑ 報社“勤雜工”

80年代初是光明日報社在文革之後最為紅火的一段時光。由于78年率先在全國掀起<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一舉沖破了文革遺留下來的“兩個凡是”的條條框框。為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領域的“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實行農村改革﹐打下了必要的輿論基礎。報社不僅在當時對共產黨尚存一線希望的知識界建立了一定的信譽﹐也成為關注中國政情走向的外國駐京記者的必讀報紙。

一到報社外事辦公室上班﹐我立刻被繁忙的外事活動忙得團團轉。在這兒沒有時間參加“政治學習”﹐也沒有戒備森嚴的層層哨卡﹐與西苑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外辦主任是報社自己人﹐叫王錦﹐50多歲﹐是位經驗豐富的戰地攝影記者﹐但對外事活動一竅不通。副主任老張﹐煥培﹐還有我是西苑的人。老張東北鐵路工人出身﹐性情豪爽﹐仗義直言。50年代後期從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分到調查部後又在國際關係學院進修幾年英語。不知得罪了何人﹐遲遲出不了國門。而他的新聞系校友于恩光和孫文芳﹐都經調查部派至新華社﹐成為業務骨幹。80年代後期分別就任安全部副部長。煥培是我的校友﹐文革前從英語系畢業。我們三人全力合作﹐事事尊重老王﹐很快把報社的外事活動搞得有聲有色。那時﹐平均每月都有幾個國外記者團﹑組經我們接待到中國各地採訪。有些是外交部新聞司委託我們接待的﹐有些是報社駐外記者安排來華訪問的朋友﹐﹔還有些則是海外的情報關係。人手不夠﹐就從西苑或東風大樓(調查部下屬的研究機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借。我們的業務還包括為報社內部人員應邀出國訪問辦理護照和簽証的申辯手續。由于工作繁忙﹐82年底結婚時﹐我的婚假都是在加班加點的工作中度過的。

雖然對外美其名曰是記者﹐但真正的採訪和寫作我沒干幾樁。有時我戲稱自己是報社的“勤雜工”。儘管如此﹐這類工作還是讓我學到許多東西。如養成了嚴謹的工作習慣﹔學會了從容應付來自不同民族﹑包括左中右各種不同立場的外國記者﹐並通過觀察他們採訪﹐學到了他們一絲不苟的求實態度。這都為我日後從事記者工作打下了一些基礎。

我們的努力沒有白費心血。報社對我們也沒有另眼相看。除去住房分配﹐報社職工其它的各種福利包括獎金﹐我們應有盡有。這在西苑外派到其它的國家機關絕無僅有。記得一次在京的外派幹部內部開會時﹐在民航總局的人抱怨在那兒上班﹐還得自己花錢買工作服。在人民日報社和新華社的講﹐活沒少干﹐卻享受不到那裡的任何福利。


4﹑初見內部傾鍘

外辦的老張看我工作勤奮﹐且虛心好學﹐為進一步培養我﹐向報社推薦我隨群工部副主任王晨(現為人民日報社社長)參加1983年7月在加拿大舉行的第12屆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報社領導二話沒說﹐簽字同意。報回安全部二局(安全部組建後﹐在報社工作的西苑幹部統歸二局管理)和人事局後﹐關于我的出國報告很快也得到批准。這次是我們第一次出國採訪。我們事先到國家體委訓練基地了解情況﹐作了充分的準備。順利完成了報道任務。

這以後外辦的工作輕車熟路﹐一帆風順。外辦陸續又調來吳建友(現為<光明日報>駐華盛頓記者)和張川杜(90年代曾去堪培拉記者站4年)。煥培離開外辦去了勞動人事部﹐等待派駐國際勞工組織的機會。大概在1984年夏﹐外辦發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事情﹕

有一天老張突然接到西苑電話﹐通知回去彙報工作。等幾天後再見時﹐他判若兩人﹐一下子蒼老了許多。後來得知﹐二局局長詹永杰(後任副部長)聽信讒言﹐不容分辨﹐硬說老張犯下若干罪狀﹐包括在安排報社總編輯杜導正出訪西歐時﹐故意把日程排的滿滿的﹐意圖謀害報社總編輯。雙方大吵一架﹐不歡而散。我知道這實屬誣陷。可我人微語輕﹐除說些安慰話﹐沒有一點辦法。很快老張離開了報社。到西苑籌備創辦<國家安全通訊>這份內部報紙。

這件事讓我心灰意冷。文革中造反派誣陷並批斗我母親的那段經歷又出現在眼前。原以為﹐文革結束了﹐這類誣陷罪名﹐殘酷打擊的事情也會隨著歷史的流逝而壽終正寢。沒想到這類誣陷居然又發生在我身邊﹗

我想去幫老張辦這張小報﹐調出二局﹐遠離那些人前講人話﹐人後講鬼話的家伙。老張知道後﹐勸我不要因小失大。失去即將來到的出國工作的機會。

5﹑再出國門

老張的勸告很有道理。因為不久前﹐二局副局長孫文芳曾就我是否接受香港<遠東經濟評論>編輯戴夫之(Robert Delfs)的邀請﹐去當實習記者一事﹐讓老張轉告我﹕“那兒是個特務窩兒﹐不要去。小丁很快會派上用場。”要知道﹐他那時專門負責安全部駐外記者的派遣。想到這些﹐心裡踏實了許多。


老孫曾以新華社記者身份在中東和西歐長駐多年。安全部組建後﹐他剛好結束<光明日報>駐倫敦記者的任期﹐馬上被任命為二局副局長﹐對外的公開身份則是光明日報社國際部副主任。他上任伊始就為配合中央領導人出訪﹐組織了兩個記者組﹐以新聞採訪為名﹐分別到西歐和東南亞蒐集這些國家的政要對 中國情勢的看法和對策。整理後上報中央﹐作為制定政策的參考。在籌備這兩次活動的過程中﹐我曾陪同他拜會過幾個使館的新聞官員﹐並為記者組作了其它一些後勤準備工作。總之﹐他多少對我有一定的了解。

老張離開外辦不久﹐剛剛在堪培拉記者站干完四年的張澤權坐上了老張的空位。沒等我們彼此之間有更多的了解﹐一天上午﹐國際部陳克勤悄悄告訴我﹕“老王要你去華盛頓記者站。”“什麼﹖”我簡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華盛頓記者站是眾目睽睽的地方。爭著要去的人多了。怎能輪到我呢﹖我猜他在跟我開玩笑。“不信﹐你問問老王吧。”看他那半真半假的樣子﹐我既不敢相信﹐也不敢不信﹐便用英文給華盛頓記者站發去了一個電傳﹐探聽虛實。

老王那年52歲﹐畢業于上海聖約翰大學。早年參加“抗美援朝”﹐在志願軍總部做翻譯。回國後進入調查部。50年代先以中國民航的名義在緬甸首都仰光工作﹐後調去新華社。60年代初以記者名義到肯尼亞首都內羅畢。被驅除出境後﹐在國內蹲了近10年的冷板凳。文革結束﹐他才得以重返國外。先後在敘利亞和埃及工作多年﹐"功勣卓著"。84 年離開新華社﹐來到光 明日報社﹐擔任國際部副主任。同年10月前往華盛頓接替寇至中。

很快老王發回電傳﹐問我什麼時候能去。我喜出望外﹐馬上回電﹕“一經報社批准﹐會儘快成行”。 與此同時﹐二局聯絡處處長史地打來電話﹐要我第二天到西苑報到。

第二天一早乘機關班車趕到西苑。剛進老史辦公室﹐她就邊說邊笑地把我領到老孫那裡。拖著濃重的山東口音﹐老孫說﹕“老王點名叫你去。他寧可自己一人干﹐也不接受別的提名。你什麼時候可以動身﹖”我想了一下﹐說﹕““一個月後”“好﹐越早越好﹐免得夜長夢多。另外﹐不要對他人提此事﹐不然風言風語不好招架。”接著他問起我愛人的工作情況﹐並說﹕“你們先去問問她的單位可否把她借調出來。”

見過老孫﹐三處(美大處)副處長和鄔秀基又帶我去見局長詹永杰。見面頭一句就是﹕“我聽說你在報社工作期間﹐經常遲到早退﹐還用報社的木材做自己的傢具。有沒有這些事﹖”

我注視著他的眼睛﹐心中暗自揣測月前他指控老張時的表情。停留片刻﹐我緩慢地對他說﹕“我的確經常遲到早退。但不知您是否聽說我結婚假期全部用在了工作的加班上﹖至于拿報社的木材做傢具﹐根本是無中生有。實際的情況是報社要處理一些新聞紙的包裝箱﹐鼓勵大家拿回家。我覺得不能免費白拿﹐特意花錢買了一點。事後我曾專門向外辦的老張作過彙報。他對我的作法表示過肯定。”他一時無語。“聽說你人還沒去華盛頓﹐就已開始張羅你愛人的出國日程了﹐啊﹖”我笑笑說﹕“我根本沒有張羅什麼。是老孫主動問起的。”

詹永杰沒有再說什麼﹐只是囑咐我出去後﹐要服從老王的領導﹐當好他的助手﹐並定期給黨組織寫思想彙報﹐爭取早日入黨。

離開詹的辦公室﹐鄔秀基悄悄對我說﹕“幸虧你講明白了﹐否則老詹會記你一輩子的。”

1985年3月的一天剛過完28歲生日﹐ 中國民航的客機就把我帶到了地球的另一端﹐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著陸前透過機窗﹐只見機翼上方星空燦爛﹐下面的曼哈頓高樓林立﹐燈火輝煌。天地似乎渾然一體。

6﹑華盛頓歲月

初來乍到有許多事情要從頭做起﹐包括學習駕駛﹐申請駕駛執照﹐記者證﹐以及如何儘快適應新聞報道和情報蒐集工作的要求。所幸有老王和他夫人老許的幫助我很快適應了環境。

美國是世界上最出新聞的地方。根據報社的要求﹐老王主要負責政治﹐外交﹐經濟等方面的新聞報道﹐我則負責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報道任務。

當時我們和報社都沒有傳真機﹐所寫的稿件要靠老許把漢字換成電報明碼﹐輸入﹐再經電傳機發回。多虧老許早就把明碼本子熟記在心﹐故從來沒有耽誤發稿。只是這樣一來超過千字的應急稿子常常要在清晨三﹑四點才能發走。後來﹐我採用漢語拼音加英語單詞的方法發稿﹐多少減輕了老許的壓力。

每天我們都要閱讀<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基督教箴言報>以及<中報>﹑<美洲華僑日報>和<世界日報>等三份中文報紙。當然﹐還包括國內的<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這是我們了解最新情況﹐汲取新聞題材的基本功。周日的英文報紙一份最少20多頁。到了周末﹐其厚度加倍﹐超出那時國內一份報紙兩周的總和。看完報紙並把感興趣的材料剪下﹐分門歸類﹐加以保存﹐大約要用一個上午。

正是依照這種辦法﹐我很快搞到一個獨家新聞。當時美國國家航天局的<挑戰者>航天飛機起飛後﹐我發現七名宇航員中有一位中國出生﹐後從台灣來美求學的華裔﹐叫王贛俊(Dr.Taylor Wang)。他是加州理工學院的物理博士﹐在那次飛行期間擔任儀表艙專家。我意識到這是國人很感興趣的話題﹐便不時留意航天飛機的行蹤。5月6日在加州Edwards 空軍基地著陸後﹐我立即給休士頓航天飛行控制中心打電話﹐要求與他通話。結果﹐陰差陽錯﹐話筒另一端居然傳來了他的聲音。我抓緊時機﹐請他談了太空飛行的觀感。然後﹐根據事先掌握的背景材料﹐很快寫出一篇新聞特寫﹐經老王修改﹐及時發回報社。第二天﹐這篇稿子居然上了<光明日報>頭版﹐並被中國新聞社轉發到海外中文媒體。這是我從事新聞報道以來頭一次 上頭版。

為西苑搞到的第一個科技情報也非常湊巧。按照老王的要求﹐我在閱讀英文報刊時留意尋找有情報價值的材料。一次在<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發現兩篇從不同角度介紹一種對宇航技術和國防工業有重要功能的新興工業材料。我整理出一份東西﹐經外交信使隊帶回國內。幾個月後﹐老王告訴我那篇東西被評定為甲類科技情報。

1985年 中共領導人有兩次重要的赴美訪問活動。其中一次是當時的國家主席李先念應前總統里根的邀請于7月份開始的國事訪問。作為隨團記者﹐陪同代表團途經各大城市時﹐經常碰見<中國之春>的民運人士散發傳單。我當時對他們很敵視﹐與目前海外支持中共﹐敵視法輪功的一些人的立場如出一轍。現在回想起來實在為那時被中共蒙騙而汗顏。

在華盛頓期間﹐我們廣交朋友。這使我有機會從不同側面聽到對中共社會制度的評論。一次一個曾在國內媒體作過記者﹐後在美國一家報社實習的朋友談了對中美新聞制度的一番比較﹐入木三分。他說﹐美國的媒體各有自己的老闆而中共的媒體卻只有一個老闆。我很受震動﹐暗想要真正能防止文革悲劇在大陸重演﹐必須要有新聞出版自由。

那時的我篤信科學﹐除中醫外﹐對任何與現代科學發生衝突的現象總是持否定態度。有一次﹐與朋友聚會時﹐碰到一位女士﹐經介紹﹐知道她有特異功能﹐可以透視人體﹐看到經絡走向和穴位分佈﹐還可知道他人的思想活動。我當時就請她猜猜我那時的內心思想活動。結果﹐她一下就說中了。與她交談中﹐我第一次聽到中國的經絡學說是古代醫家依據這種特異功能發現並加以總結和歸納而成的。雖說我對現代醫學就經絡學說的眾說紛紜早就有所耳聞﹐她的解釋讓我大開眼界。使我看到了現代醫學的局限﹐同時莫名奇妙的對傳統中醫產生了更為濃厚的興趣。這次經歷為我日後告別仕途﹐潛心學醫起到了獨特的影響。

1985年初到華盛頓不久﹐我就趕上了聯邦調查局接二連三地破獲間諜案件。上半年抓獲了為蘇聯提供情報多年的John Walker 情報組﹐四人落网包括他在海軍服役的兒子。年底又捕獲了為以色列提供情報的Polard。最讓公眾感到震驚的間諜案卻是中共潛伏在中央情報局達30年之久的金無怠(Larry Wu Tai Chin)。據媒體報道﹐金早年就讀燕京大學﹐學生時代已加入地下黨﹐1946年為美國駐華軍調處做翻譯。朝鮮戰爭爆發後﹐加入中央情報局外國廣播新聞處。一干就是30來年﹐1981年退休。由于享有中情局內部最高保密等級﹐可閱讀有關中共方面的絕密文件。他把大量偷拍的微型膠卷﹐通過在多倫多和香港的秘密交通轉到中共手中。與此同時﹐美國媒體還報道﹐中共安全部的一名特工叛逃導致金的被捕。按理說﹐對這樣一位為中共做出過傑出貢獻的“老情工”﹐中共會破例為他“求情”﹐採用交換在押間諜等形式﹐把他營救出來。這種事例在美蘇間諜戰中已屢見不鮮。但讓我感到吃驚的是﹐中國政府發言人為了面子﹐死不認賬﹐一再否認金與中共有任何關系。86年2月4日法庭開審﹐2月8日聯邦陪審團定罪所有17項指控﹐並定于3月17日宣佈判決。就在金在拘留中心等待判決期間﹐他接受了<世界日報>的採訪﹐呼籲中共拿魏京生作為籌碼﹐交換他出獄。當他得知中共對他依然矢口否認後﹐他絕望至極﹐于2月21日在囚室內用垃圾袋裹住頭﹐拿鞋帶勒緊﹐窒息而死。

金的結局令海外為中共長期潛伏的間諜極為緊張。因為他們實在無法想象安全部叛逃者是否掌握他們的情況。1986年初從台灣劫持波音貨機到廣州的王錫爵就屬于受此案波及的案例。

後來得知﹐安全部的那個叛逃者叫于強生﹐是安全部外事局的一位副處長。最為滑稽的是﹐安全部後來希望利用借刀殺人的手段除掉于。1986年夏國際關係學院派出的一個代表團﹐內有一名說客曾在北京國際俱樂部工作﹐與老Bush有一定的私交。在華盛頓期間﹐專門拜會老Bush﹐聲稱于“很壞”﹐“一旦跑到蘇聯那裡對美中關係十分不利”。當該團知情者把此事告訴我們時﹐大家對使用這種小把戲哭笑不得。

于的叛逃讓我意識到安全部對部內年輕出國幹部的防範一定會大大強化。我愛人來美事看來很難有機會了。果不其然﹐老王夫婦87年初休假歸來後﹐我從他那兒得到了證實。我當下決定﹐提前結束4年的任期。

1987年4月﹐遠離故鄉25個月之後﹐我回到了朝夕相盼的親人身邊。

7﹑棄仕從醫

兩個月的休假結束﹐我先到光明日報社向國際部彙報工作﹐再到外事辦公室交回護照。而後跑到西苑向二局三處還有局長詹永杰彙報工作。沒想到兩年來﹐老詹對我緊盯不舍﹐依然如顧。

“你是不是到華人家偷看過黃色錄像﹖”﹐我簡要彙報完﹐他張口這樣問道。“根本不是這麼回事﹐”我便把一美籍華人把我及常駐華盛頓的其他中共記者﹐<北京電臺>的小藏﹐<文匯報>的老陳還有<人民日報>的小景請到他家過周末的事介紹了一下。當他給我們放黃色錄像片時﹐我首先婉轉地表 示拒絕。他只好作罷。詹沒有再說別的。離開他的辦公室之前﹐我鼓足勇氣﹐向他遞交了早已寫好的請調報告。我的理由是“覺得已不適合在這樣重要的國家機關工作。”詹的最初反映大概以為我不滿意光明日報社﹐想換個地方。所以﹐他說﹐想不想去<人民日報>或<中國青年報>換個地方。我明確表示哪也不想去了﹐就想離開安全部。其實﹐我當時的真正緣由是兩個﹐一是覺得他們不信任我。我那時推崇的原則是用人要“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既然在我愛人出國事上屢次出爾反邇﹐有些人對我的不信任已再明白不過了。我實在沒必要為“五斗米折腰”。二是覺得中共的媒體都一個樣﹐充當黨的傳話筒﹐要么粉飾太平﹔要么小打﹐大幫忙。實在沒有什麼可留戀的。當然這些是不能講出口的。

接下來聯係好的兩個用人單位都被西苑先後拒絕﹐尤其是對第二個單位的調函﹐安全部人事局是這樣答復的﹕用人單位必須先到北京市公安局和安全局為我注冊﹐否則 不會放人。當人家悄悄告訴我西苑信函的上述內容﹐我倒吸一口涼氣﹐看來我已被他們懷疑成美國或台灣的特務嫌疑了。

原來安全部的熟人﹐極個別的除外﹐看見我都退避三舍﹐仿彿我染有傳染病似的。

我請求辭去公職﹐結果被告之他們有拒絕我辭職的權力。沒有別的辦法﹐我只好三天兩頭找詹永杰﹐要求他同意放人。有一次他嫌我影響他工作﹐威脅說要對我實行黨記處份。我只好告訴他那得先發展我入黨才有可能。此後我不再去他的辦公室﹐改去他家找他談。詹沒辦法﹐只好表示可以放我走﹐但需“冷卻半年”。

我明白象我這樣的“人”不再有可能在涉外部門被委以重任了﹐也沒有可能再到國外工作或讀書了。我該如何調整人生的方向呢﹖我苦苦想了好久﹐想去學電腦﹐也想去經商。但想來想去覺得電腦和經商都不是我的興趣所在。最後我想起了學習中醫。應該說這是我很早就形成的宿願。

我從小體弱多病。大了之後是姐弟五人中看病次數最多的一個。初二得了哮喘﹐重得幾乎讓我從此殘廢。後接受長達兩年的脫敏注射﹐加上1976年一冬天的冬泳鍛煉﹐我才恢復了健康﹐並得以到農村插隊。半年之後又在農村染上肝炎﹐急性又轉成慢性的。就在西醫徹底拋棄了我的情況下﹐著名中醫孔牧民老先生出現在我面前。我的症狀很快全面改觀﹐半年後得以康復。當時我曾壯著膽子請求老人收我為徒﹐誰知他愉快地接受了我。這時文革後的第一次高考恢復了。在準備高考和自學中醫之間﹐我舉棋不定﹐老人家看出我的心思告訴我﹐隨他學醫﹐沒有文憑很難立足﹐鼓勵我去高考﹐並說他願當我的醫學顧問﹐保證我學業成功。

就這樣我放棄了頭一次學醫機緣。“現在不正是學醫的最好時候嗎﹖﹗對﹗不為良相必為良醫。我還可以把中醫古籍翻譯成英文﹐介紹到海外”一想到此﹐壓抑在心頭的煩惱和苦悶一掃而光。我馬上騎車跑到孔爺爺家﹐向他說明了來意。雖年屆耄耋﹐他再次接受了我。他遞給我一本<藥性歌括四百味白話解>﹐說﹐先把它背下來。從此我天天跟這本書干上了﹐無論是騎車還是步行﹐只要腦子有空就在背書。半年後把那本書的四百味藥基本上背的滾瓜爛熟。

1988年夏﹐西苑終于放我走了。他們安排我回光明日報下屬的出版社工作。我同意去那兒的前提是因為出版社的總編輯陳清泉許諾我可以利用上午時間去進修中醫。不過在辦理調出安全部的手續時﹐我不得不簽署了一份協議書﹕保證15年不會因公或因私出境。

孔爺爺為了讓我系統學習中醫﹐建議我自費到北京中醫藥學院開辦的第12屆中醫進修班學習兩年。很快我辦好了手續。

出版社老陳對我格外開恩的真正原因是為了利用我的英文能力幫他處理與澳大利亞通訊社合辦的中國新聞信息中心的文字編審。我們的任務是每日向對方提供10來條譯成英文的中國經濟新聞。譯文請中國日報社的人完成﹐我的事只是挑選新聞和審核譯文。

就這樣﹐我上午到地處東城區寬街的藥學院上課﹐下午到位于宣武區的信息中心上班。天安門是每天騎車的必經之路。

8﹑民運之初

1989年4月15日下午﹐我陪出版社老陳到北京飯店會見澳大利亞朋友。下樓時﹐我 在電梯內碰見了香港<文匯報>駐京的一位熟人。他迫不及待告訴我們胡耀邦逝世的噩耗。我感到心頭沉重得象壓上了石頭。

這時每日騎車經過天安門突然具有了特殊意義。1976年初北京市民曾自發地在那裡聚集﹐借悼念周恩來發泄對“四人幫”的不滿。誰能預料胡耀邦之死不會引發“大地震”哪﹖

廣場上一天一個大變化﹐花圈越來越多﹐尺寸越來越大﹐悼詞越來越尖刻﹐直指官僚腐敗和老人政治。

與此同時﹐報社同仁也傳聞不斷﹕先是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總編欽本立被撤職﹐導報停刊﹔即而征集在京新聞從業人員簽名﹐呼籲上海市委撤銷相關錯誤決定。接著就是醞釀上街遊行等事宜。

在京主要院校的學生陸續走出校門。而<人民日報>4月26日社論火上澆油﹐把大學生的積極性進一步“調動”起來。接著學生開始了絕食請願。

此時﹐我照常上午上課﹐下午上班﹐中午途徑天安門廣場時﹐關注著那裡的變化。

5月20日清晨﹐我被大街上的叫喊聲吵醒﹐才知道李鵬宣佈對北京實行戒嚴的命令。公共汽車那天停開。我不得不截了輛卡車來到天安門﹐根本沒看見軍隊的影子。搭車來到城南的大興縣境內﹐只見人山人海圍在一長串坦克和裝甲車週圍。我跳上其中的一輛﹐接過一個手提擴音器﹐就對現場群眾和軍人講了起來。那時腦子裡沒有恐懼﹐只有一念﹕盡我所能﹐聲援這場由學生發起的愛國民主運動﹐從而避免流血情況。離開時﹐當地人特地找來一個年輕人護送我搭車回到市內。我就近去了光明日報社。

報社大樓位于虎坊橋﹐對面是前門飯店。我到時正是早上上班時間。只見樓前聚集著幾百人。走近才發現大家在聽四﹑五個北京航天大學的學生演講。他們急需新聞紙﹐希望大家施以援手。他們流著眼淚﹐苦苦地等待著答復。可人們卻象被什麼施了魔法給定住似的﹐一言不發﹐一動不動﹐毫無表情。我四下看了看﹐原來保衛處處長周xx和人事處處長林國棟都在現場盯著大家的一舉一動。因遇羅錦<春天的童話>一書而被撤職的前副總編馬沛文也站在那裡﹐毫無表情。我忍不住了﹐走到學生們跟前﹐對他們說﹕“來﹐我帶你們去拿紙去”

在印刷廠﹐我請廠長把所拿的新聞紙全部記在我的賬上﹐從工資扣除。他二話沒說﹐就招呼我們動手搬。回到大門口﹐老周和老林都不見了。學生們把紙裝進一輛機動車﹐滿載而去。


9﹑屠殺令我覺醒

如果有誰這樣問我﹕從屠殺前到屠殺後﹐我本人經歷了什麼變化﹖我會毫不猶豫地說﹐屠殺斬斷了我對中共寄予的最後一線希望。不僅如此﹐還把我從以前的中共衛道士變成了中共的叛逆和掘墓人。6月4日夜裡﹐面對京城發生的一切﹐我憤怒異常﹐頭暈目炫。當即發誓﹕一定要逃出國門﹐把我掌握的機密全部捅出去﹐以這種形式報復中共的血腥暴行。

由于我涉“案”情節“嚴重”﹐且有被偷拍照片作證﹐我上了黑名單﹐隨時可能在夜間被抄走。好在報社領導和報社的片警全力保我﹐使我暫時還能照常上學和工作。到了6月中旬﹐情況有變。一天下午﹐報社領導派人找我談話﹐告訴我近日可能要把我緝拿歸案。一旦發生﹐報社再保我就有些被動。不如報社派人帶我去投案自首﹐這樣報社保我會好作的多。我當即同意。就這樣報社用專車﹐由專人陪著﹐把我送到附近派出所。

報社的片警為我作了頭次筆供。按他的囑咐﹐我能推掉的就推掉﹐能不說的就不說。當天夜裡﹐宣武分局的一位老警察對我再次提審﹐反復盤問我向學生提供新聞紙的事情經過﹐看得出來他們想搞清楚我是否與他們認識並事先串通。

派出所那時早已人滿為患。“犯人”都坐在地上隨時可能被頭帶鋼盔﹐懷抱沖鋒槍的“解放軍”用拳腳或槍托子“解放”一番。片警後來看我坐得太久﹐就以“提審”為由把我帶到他的宿舍。他自己掏腰包為我買飯﹐讓我睡在他的床上休息﹐還請我介紹美國見聞。就這樣經過30多個小時之後﹐報社把我保了出來﹐直接送回報社。報社年輕人為我買了兩個大西瓜﹐問我想吃什麼飯﹐我說只想喝粥吃咸菜。他們隨即為我準備了一鍋米粥。

總之﹐屠殺之後的紅色恐怖時期﹐我有驚無險的平安度過。

我依舊上午上學﹐下午工作。光陰荏然﹐學校課程都以學完﹐就剩下實習了。由于參與6-4﹐學校拒絕安排我到北京寬街中醫院和沙灘針灸門診部實習。可這恰恰為我找到比前者更好的實習去處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經以前的鄰居黃廣生的介紹﹐他的親戚﹐著名針灸專家王修身大夫接受我在他的三處診所實習。當我把此事告訴我母親後﹐她對我講﹕“王大夫一定會收你的。因為文革之後﹐王大夫沒有工作﹐他們曾找我幫過忙。”

針灸小巧玲瓏﹐既見效快﹐又便于旅行﹐我知道它是日後出逃的最好職業掩護。所幸的是﹐在王大夫身邊實習的半年裡﹐他把他歷代單傳的絕技-----眼內進針﹐統統傳授予我。為我半年後八方行醫﹐雲游各地﹐伺機出境﹐鋪平了道路。多年之後﹐王大夫應邀到加州講學﹐我得知後請他到新澤西一聚。這時他才告訴我眼內進針絕技的由來。原來共產黨打下江山後﹐20出頭的王大夫負責調查散居京城的前朝名醫。他被前清御醫金一針老先生慧眼看中﹐秘密收為義子﹐接受滿姓﹐並在三年之內盡傳眼內進針之密訣。老人為了讓王大夫掌握進針手感﹐多次讓他在金老先生眼內進針。就這樣在金老先生悄然長逝之日﹐王大夫已聲譽鵲起。

1990年10月1日光明日報社在樓內登出通告﹐宣佈開除了我的公職。同時被開除的另一個是著名女記者戴晴。這是根據中共中央的相關文件做出的決定。我很開心﹐因為至此最重要的監視手段已被他們解除了。

10﹑別了﹐北京

既然已開除了公職且“取保候審”也早已解除﹐ 我估量出逃之日已經到來。我事先托朋友為妻子申請到一本護照﹐希望她先出國門﹐這樣我可以從容地找路子出境。可好事多磨﹐探親訪友簽証屢遭拒絕。沒辦法我只好決定先走一步。為了預防意外﹐給她帶來不幸﹐我建議我們離婚﹐這樣即使萬一事情敗露﹐身陷囹圄 ﹐她不至於因此在工作和生活上受到歧視。她拒絕了。出于無奈﹐我只好冒此風險了。臨行前﹐我鄭重告訴她﹐只要我能活著出去﹐我一定很快把她接出來。

1991年元旦剛過﹐我便悄然離家﹐登上南下列車。本想從云南中緬邊境出境﹐一路跑到泰國。因邊境身份證沒有辦成﹐只好放棄這一方案﹐改走廣州﹐希望從水路或陸路偷渡到香港。

朋友阿J是個仗義疏財﹐交際很廣的生意人。他抱怨我來的不是時候。若早來半年﹐會很容易聯係上“黃雀行動“*的營救管道﹐抵達香港。現在只好另找機會了。

廣東緊鄰香港。這種地理特點在1949年以後為無數青年人逃離共產黨專制制度提供了獨特的機會。文革期間﹐港英當局曾一度接受所有逃離大陸的偷渡客﹐引發大規模的偷渡風潮。阿J那時前後偷渡過三次﹐都因“運氣不佳”功虧一簣。據他介紹﹐他的同齡人中10個裡有7﹑8個都曾偷渡過 。1983年我陪美國合眾社的資深記者訪問深圳時﹐他曾指著那裡的海域講述大批中國青年人為逃離文革和貧困葬身海底的情況。可那時的我對這些根本聽不進﹐加上共產黨封鎖消息﹐無論如何也無法想象偷渡高潮時的絕望和瘋狂。如今﹐我也要與他們為伍了。想到這裡﹐心裡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滋味。

為了謀生阿J勸我去大街賣水果。我告訴他我可以行醫看病。他覺得不可思議﹐問我什麼時候又學會了看病的。我便把這幾年的學醫經歷講給他聽。說來湊巧﹐他當時正犯腰痛﹐就問我能否治療。我說可以。就這樣他成了我在廣州的第一個病人。很快他岳母的腰痛﹑朋友的不孕症都被我治癒。

接著他把我介紹到缺醫少藥的高要縣農村。我很快建立了聲譽﹐慕名找我看病的患者絡繹不絕。後來我又被他的朋友請到韶關地區行醫。在那兒﹐我碰上一次奇特經歷﹐使我對生命的認識再次眼界大開。



* 指6-4屠殺後﹐海外一些機構營救流亡民運人士的行動代號。


11﹑慧菊居士*

韶關西北方有一小縣﹐依山傍水﹐風景宜人。境內有古剎﹐更有篤信神佛的信眾。慧菊居士就是這樣的一位。那年她40出頭﹐靠耕作謀生。幾年前一次開荒﹐她從野桃樹下挖出一個罈子。內藏一尊佛像。因家境貧寒﹐她數次動念想把佛像變賣﹐每次都沒成交。商人指責她拿銅佛像冒充金佛像。可等商人一走﹐銅像又被專人鑒定為金像了。佛像曾三次托夢給她﹐暗示她不可變賣。可她見財眼開﹐一意孤行。第三次之後她大病一場﹐高燒一月。就在她丈夫擔心她要死時﹐佛像又給他托夢﹐告訴他她不會有事的。很快她莫名奇妙地康復了。從此﹐具備了一些特異功能﹐比如﹐可以根據姓氏講出此人的過去﹐當時和未來之事。

我去訪她的那天恰好是六一兒童節。我特地準備了一個袖珍錄音機﹐裝上新電池﹐希望聽不明白的地方可反復聽聽。

她家地處一個小盆地﹐草房的四牆用黃土脫坯壘成。四周種的是稻子還有煙葉。她聽明白我們的來意後﹐對我要錄音的要求沒有作答復。就這樣她穿上袈裟﹐敬上香﹐在一種奇異的狀態下﹐把我的過去﹐當時和未來說了一遍。懂當地方言的朋友一邊聽一邊翻成普通話﹐大意是﹕89年我有難﹐但沒有造成傷害。我此時是治病救人的醫生﹐已交好運﹐能出國﹐能去美國﹐走得越早越好﹔而幫我出國的朋友就在我身邊﹔並說妻子半年後與我團聚﹔還說我災難都已過﹐很快發橫財﹐43歲再發橫財﹔總之﹐上帝為我安排好了一切。

憑她對我過去和當時的准確介紹﹐我覺得她對我未來的預料不會沒有根據的。讓我感到吃驚和不可思議的是﹐一個人的一生好象是一盤錄像帶。她可以任意觀看查閱﹐而我或其他人卻沒有這種特權。更讓我感到驚訝的是﹐錄音機倒轉﹐重新播放錄音時﹐竟發現裡面什麼也沒有錄上去﹗再次試驗錄音機的錄音功能﹐結果發現一切又正常了﹗現實科學理論在我心中建立的根據地就這樣瞬間土崩瓦解了。從那一刻起﹐我相信了神佛的存在。但又有了一個新的疑問﹕為什么信佛的她卻對我講出“上帝”這麼一個與佛教不相容的概念﹖


胡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

$
0
0
原文网址: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4/11/blog-post_5.html

胡平提出著名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策略。我在这里简评这个策略,我并不评论这个策略是好是坏,我只是从语法上和可行性上做些评论。

从语法上讲,一个完整语句,首先应该有主语。而胡平提出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只是是一个动词,这句话只有谓语,没有主语。那就是一个不完整语句。那么,这句话的主语是什么?我猜测,胡平假设的主语不外乎是:

1. 胡平本人,就是“我”;

2. 胡平假设是有那么几个学生领袖;

3. 胡平假设主语是“全体参加运动的人”;

4. 胡平假设主语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

可能还有其它假设。我们不妨就只分析上面的四种可能。

如果胡平针对的是胡平本人,那么,胡平大可不必去提出这个策略,胡平自己去“见好就收,见坏就上”好了。

如果胡平针对的是学生领袖,那么,胡平提出这个策略,就是将自己当成是学生领袖的“军师”,假设学生领袖们都听命于胡平,还要假设这些听命于胡平的学生领袖们都能够让广场上的学生们“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如果这些假设其中有一条不成立,胡平提出的这个谋略即便是再高明,那也是废话一句。显而易见,这里列出的所有假设都不成立。那么,胡平提出的这个策略无异于是痴人说梦。

同样的,如果胡平提出的这个策略是要“全体参加运动的人”去一道执行,就更是天方夜谭了。因为广场上的学生根本就是一个个的个体,他们只听命于自己,没有人能够有任何办法让他们一致行动,除非是当权者采取暴力,用武力迫使学生们不得不按照某个指令行动。

如此说来,胡平的这个策略如果说是能够落实,那就只有是当权者,是那些掌握武力的人。在天安门民主运动以及当今的香港占中活动中,究竟谁才能做到收放自如?谁能做到想收就收,想上就上?只有共产党政府!那么,如果胡平向邓小平或是当朝的习近平提交这个策略,才是提对了对象,才有可能被采纳,才可能具有可行性。

上面说了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中的“收”和“上”存在着不可操作性。即便是可以操作,胡平的这句话中的“好”和“坏”还存在着定义不准、以及不可测量性。

所谓定义不准,那是指胡平说说的“好”和“坏”没有准确定义。何为“好”?什么又是“坏”? 张三说“好”时,李四可能会说“坏”。以谁说的为标准?

所谓不可测量性,那就是“好”与“坏”的程度无法测量。

假如胡平是一个金融分析师,简单说,那就是股票交易员的“高参”和“谋士”。如果胡平只是向交易员建议“逢低买入,逢高卖出”(这是李洪宽给出的例句),那么,我敢保证,胡平立马被开除。没有任何人会需要胡平这样的“高参”“谋臣”。

归纳起来,如果胡平不是给当权者出谋划策的话,他提出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策略,那就是不着边际、不切实际的一句废话!

我不妨举几个例子来继续说明这个策略。

假设胡平同人下棋,胡平本人就是一个Player。在这种情况下,胡平可以向自己提出“见好就收,见坏就上”。

假如胡平在一旁观棋,他也可以向某一个Player支招,但前提是那个Player接受胡平为他的军师。否则,胡平就应该观棋不语。

假如是两军对垒,胡平也可以向某一阵营支招、献策。但前提首先是这一阵营有一个司令官,有一个能够对所有将士生杀予夺之权力的“皇帝”指挥官,而且这个指挥官接受胡平为其“军师”或“谋士”。

在8964天安门民主运动及目前香港占中示威活动中,只有中共一方有“指挥官”,而另一方则是没有指挥官。所谓的那些学生领袖,包括当年的王丹、吾尔开希、柴玲等人,以及目前香港的周永康等人,那不过是运动中的明星,并不具有真正意义的指挥官的权限。那么,胡平向这样的运动提出什么“谋略”,那只能是向中共当局支招。

大概是胡平当谋士、当军师当得太习惯了。他总是要假设有一个皇帝,有一个主人,而他自己不过是一个只能跪着向主人支招的人。

如果说胡平是真心向学生们支招,那他就是假设所有的学生么都听命于他。果真如此,那还不如干脆就直接称帝登基好了,何必提什么“见好就收见坏就上”,那不是费二遍事嘛。

胡平提出“见好就收,见坏就上”,那就如同是对着空气中低亿万分子高喊:“孩儿们,大家都听我的,你们一致向西跑,让世界掀起东风。你们一致向东跑,让宇宙挂起西风。你们向东,向西,向北,向南,再向东,反反复复,我们让东南西北风横卷地球,荡涤宇宙,建立世界大同。”

那不是痴人说梦,又是什么?

胡平的这一句废话,居然就被胡平翻来覆去,炒来炒去,从1989年的天安门,一直炒到今天的香港占中,炒了小半个世纪。胡平,你能不能拿出一点真正的高招,真正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啊?连小学生也不至于就拿八个字当一辈子饭吃啊!亏你还自称理论家哪。


刘刚
2014年11月5日

何怀:纪念线民邓正来的窃听使命

$
0
0
作者:何怀


看了法国的王生所写《悼念甜酸苦辣的邓正来》一文以后,又看到美国律师李进进的推文:

邓正来走好。十分惊讶正来走了。我们曾在1988年和1991年出狱后曾见过面聊过天。第一次和邓见面是他在人大租的一套房子,当时他正在筹备出版《布莱克韦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刚起步的学术个体户。

在89“六四”后,我们最困难,他还在支持我们。他就特别关照当时被北大开除的张炳九博士,给我和张炳九工作。邓后来坚持学术研究,对中国法学的贡献非凡。但遗憾的是,中国的法学在其政治的控制下,没有什么大发展。这也应是邓正来先生的遗憾。

……

李进进简短的“推文回忆”印证了我们在北京口耳相传的一个国家机密:1989年邓正来确实是“有任务的”,否则以他这么一个线民和污点证人的身份,是断断不可与以前的同案犯接触的,否则就是违反了公安的条例。

可以说,在1989年那样的白色恐怖之下,邓正来敢于和同案犯张炳九、李进进等人交往并且予以资助,一定是得到中共公安机关允许的,是得到授意的,是打入民运内部从事特务活动。否则,不要说按照邓正来卑鄙的人格,就是按照公安局的规矩,也是绝对不会许可他这样做。后来,邓正来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深入学术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成为一代“大师”。这都是邓正来的秘密使命,大家只要看一看描写东德特务统治的德国电影《窃听风暴》就会在那里面找到邓正来的角色。

悲哉,共产党中国之无人,只有窃听者与告密者大行其道;中国大陆,只有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乎!

难怪邓正来后来可以像温家宝那样飞黄腾达,原来那是因为他们都吃足了人血馒头。

(作者1989年时为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现居北京。)

附王生原文于下:

王生:悼念甜酸苦辣的邓正来

邓正来(1956年2月-2013年1月24日)死了。

邓正来,参与过八九民主运动,是“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秘书处骨干,“六四”之后却有惊无险,还能逐步爬到如此高位:

1、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2、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3、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4、《中国社会科学辑刊》主编,

5、《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主编,

6、《复旦政治哲学评论》主编,

7、《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主编……

邓正来如此“成功”,是因为握有秘密法宝?还是奉行了什么样的“潜规则”?

中国大陆网上悼念邓正来的文章不少,但大多是铁蹄下的一面之词,因为邓正来他死在“七个头衔”的位置上。

但是在这七个头衔成为事实之前,邓正来却在阴暗的角落里走了漫长的不能见光的道路,下面我只说说一段发生在我家里的往事,简直是往事不堪回首;但是对于读者诸君总结人生乃至政治的经验,却不无裨益罢:

1989年5月26日,北京,“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秘书处骨干成员召开秘密会议,商讨避免流血、瓦解戒严令、阻止大军压境的策略,大家提出以下方案:

1、传播邓小平已经死亡的消息,形成心理攻势;

2、联络上层人士,终止戒严部队的军事政变;

3、组织全市大罢工,声援抗暴学生;

4、各地串联,造成全国罢工罢市;

5、寻求武器,展开城市游击战;

6、策动部队,响应人民起义;

7、占领广播电视台;

8、推翻李鹏政权。

以上八条,都是内部讨论,并未付诸实施,应该属于“言论”范围,并非“颠覆行为”,结果呢,竟然遭到邓正来的告密。

当我们都遭到通缉的时候,大家都在纳闷是谁出卖了大家?

这一出卖极其愚蠢,因为这也会坐实了出卖者自己也属于“反革命”之列,除非他是一个预先潜伏的密探,否则也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因此,大家做梦也没有想到竟然是“老朋友”邓正来干的,而一直把怀疑针对了一个偶然来访的政法大学的学生李曙光,让他蒙受了不白之冤!

不过事后证明,李曙光掌握的情况远远没有如此全面,因此“和盘托出”已经超出他的能力范围:李曙光可能在公安机关帮邓正来印证了什么,但并非始作俑者。

茅山道《邓正来塑造了季羡林最后二十年》(北京时间2009年7月19日首发)一文指出:

6月22日北京当局发出通缉令,缉拿首都知识界联合会七名主要干部,后来这一名单扩大为二十三名。而季羡林虽然不是首都知识界联合会七名主要干部之一,却是四十多位发起人之一。六四大屠杀以后,中国国家安全部及中国公安部下达了全国通缉令以后,季羡林主动打电话给戒严部队指挥部自首,自报是“首都知识界联合会成员”,说在家里等候处置。不过中共当局投鼠忌器,始终不敢逮捕季羡林。季羡林当时已经七十八岁高龄,这个可能是中共当局始终不敢逮捕季羡林的原因。但无论如何,季羡林敢于在这个发起人名单上签名,是相当了不起的勇敢行为。相形之下,首鼠两端的李泽厚就不敢,而且警告其他签名人要“清醒一点”。

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先是“八九学运”,后是“八九民运”,其中的分水岭就是1989年4月21日联署的一份各界人士支持学生运动的《公开信》。

1989年4月15日,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在他去世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北京大学和其他的大学的学生们通过大小文字报表达了对胡耀邦的悼念,也表达了对中国政治的不满和对中国领导人的批评。学生们的不满来自于中共中央在1987年初因为胡耀邦政治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遭罢黜。4月17日夜北京大学和其他几所大学的学生拥着“中国魂”的特大横幅走向北京天安门广场。4月18日他们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了《请愿书》,其中包括著名的“七条”,内容如下:

1.公正评价胡耀邦的政绩,肯定民主自由的宽松的政治环境;

2.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运动,并为这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

3.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

4.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

5.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

6.取消北京人大常委会违反宪法而制定的限制游行的“十条”;

7.此次活动作出公开的报道,见诸党政机关报。

(以上见李进进《记“八九”年第一次有组织的静坐》)

以上七条基本上是1989年民主运动的基本政治主张,归纳起来为两个请愿诉求:

一是“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也就是制定阳光法案;二是“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也就是要求立法和司法独立。其中虽然没有提出任何普选要求、虽然没有要求政府更迭,但大家都知道,那是民主政治的最高纲领,而不是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就是阳光法案和新闻自由,而这两点至今虽然已经远离1989年二十年了,也远远没有在中国实现。这恰恰说明八九民运已经具有高度的民主意识,只是由于策略考虑,八九民运提出的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而不是民主政治的最高纲领。这一策略运用反而说明,八九民运已经具备了相当成熟的民主意识,知道妥协的重要性;而且具备了制定较为成熟的政治纲领的能力。

另一个可以证明八九民运相当成熟的例子,是它谴责一切形式的骚乱和暴力行为。因为当时形成的共识是:任何不守秩序的现象都会提供机会给镇压者,因此需要谨防当局故意制造动乱和暴乱来寻找镇压的理由。

当日,遵守秩序的学生们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静坐后,作为全国人民代表的体育转播播音员宋世雄,全国青联主席刘延东和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曹西平出来接受了“七条”请愿。

后来这封请愿书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全国人民大会堂门前等处多次递出,可以说是“代表了八九民运基本诉求的经典文献”。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应该说,学生们能够提出如此一份政治请愿,已经相当大胆,使得许多人感到振奋,觉得中国人民已经觉醒了,同时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也担心学生的安危,担心这份“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也不会得到专制当局的丝毫原谅,从而对之进行最大限度的镇压。

由于担心当局的进一步镇压行动会导致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发生,4月20日夜间,北京学者谢选骏、远志明、陈宣良、荣剑、王润生五人在谢选骏家中起草了《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试图阻止悲剧上演。

第二天4月21日,由谢选骏、远志明、陈宣良、荣剑、王润生五位起草者和其他一些没有参与起草的人士,分头征集百位学者的联署签名,并由谢选骏、远志明和其他一些没有参与文件起草的人士一起,把这份文献先后送交中南海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但是均遭拒绝接收,不得以改为邮寄送出。此后,送交香港媒体驻京记者站予以刊登,以保证中共最高领导阶层可以看到。

公开信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胡耀邦先生是当代中国民主进程的象征,为政清廉的典范,人民大众的朋友,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他坚决反对保守倒退,积极推进改革和开放,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对胡耀邦先生的逝世,我们表示深切的哀悼。

近日来,各界群众通过各种方式悼念胡耀邦先生。由于胡先生的民主形象深入人心,北京高校学生们在悼念活动中提出了许多加快民主进程的要求。他们对领导人的批评,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不能视为非法。新闻媒介应予客观公正的报导。

我们理解,学生们在这次悼念活动中提出的主要要求有:

一、继承胡耀邦遗志,加快中国民主化进程和政治体制改革。

二、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清除各级党政机关中日趋严重的腐败现象,解决严重的社会不公问题。

三、切实解决当前各级政府普遍存在的软弱低效状态,实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责任制,不得以“集体负责”等任何藉口推卸个人责任。

四、实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确保大众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

我们认为,上述要求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对于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境,凝聚民心,共渡难关,是一些根本性的良策。切实实现上述目标,也是造就长期安定团结的必要前提。因此,我们建议,党和国家领导人认真听取学生的愿望和要求,直接与学生们平等对话,吸取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历史教训;不能置之不理,置之不理容易激起学生们的过激反应,不利于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大业。

此致敬礼!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北京

签名:

包遵信、吴组缃、严家其、高 皋、李泽厚、于浩成、谢 冕、宗 璞、蔡仲德、王 瑶、北 岛、苏晓康、王润生、谢选骏、荣 剑、陈宣良、远志明、何怀宏、雷水生、郑 义、邓正来、梁治平、印红标、吴廷嘉、沈大德、魏明康、张 敏、陈 波、张炳九、宋家钰、王照华、刘志琴、何志云、刘 东、周国平、戴 晴、陈嘉映、朱 伟、王逸丹、樊 纲、赖长扬、吕宗力、史卫民、许良英、彭 卫、杨百揆、苏 炜、田人隆、高尔强、林 英、赵越 、闵 铋、王 焱、孔捷生、何绍伟、陈建功、荣伟菁、史铁生、王容芬、朱正琳、李 陀、赵世坚、王行之、徐友渔、靳大成、方 鸣、邝 扬、秦孟周、王鲁湘、李春林、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刘 林、张泽鸣、张暖忻、傅德惠、孙乃修、李书磊、柯云路、张世英、周辅成、王太庆、钱碧湘、高伐林、陈小平、杨 晓、王军涛、高 瑜、刘卫华、张大明、方尔加、黄宜民、林甘泉、舒 芜、许觉民、李学昆、沈斯亨、石 峻、萧 前、方立天、王 颖、张立文、杨邦宪、卢兴基、何柞榕、张岱年、黄楠森、张京媛、乐黛云、阎步克、赵庆培、林 庚、曾镇南、陈全荣、聂崎砥、陈燕谷、尹慧珉、董乃斌、李 聃、袁 红、周发祥、樊 骏、杜书瀛、刘 纳、邢少涛、贺兴安、刘福春、程 麻、吴 方、林 青、老高放、牛勇增、陈骏涛、何西来、王 飙、裴效维、周永琴、王 信、胡 明、张国兴、李以建、杨世伟、杨煦生、王志远、张卫平、孙炳珠、周 舵、于长江、贺为芳、谢 韬、赵一鹤、步近智、童 超、李斌城、易谋远、胡宝国、吴丽娱、梁满仓、方积六、张海燕、胡厚宣、孙 晓、姜广辉、马 怡、杨振红、王德胜、王树人、周礼全、喻柏林、王东成、孙 津、贺 麟、李曙光、张明树、杨宪益、张 洁、郁 风、杨匡满、于慈江、李 征、李丹慧、陈东林、吴 杰、胡友鸣、赵向阳、孙越生、常大林、董郁玉、杨利川、张宗厚、陈兆钢、曹 兴、杨宇红、张勇进、王鉴岗、萧 锋、李永辉、姬金铎、岳西宽。

(此签名截止到四月二十五日共二百人,签名仍在继续中。)

上述《公开信》,是八九民运中第一份起来声援与呼应学生运动的纲领性文献,它的出现使得“八九学运”迅速地转变成为“八九民运”。它的出现也说明当时的北京知识界已经具有相当成熟的民主意识、民主诉求,并且懂得克制与妥协,因为《公开信》只是对《请愿书》进行“附议”、重申,并没有另外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同时,也用一种“和事佬”的态度,对学生提出的要求,进行了某种官式语言的“规范化”修饰。这种维护策略,目的是使得当局颇费踌躇,不便进行立即的镇压。这一维护策略始终贯穿在整个运动中,最后发展为“维宪”思想。正是这些维宪努力造成了学运扩大为民运,这一局势,使得当局无法立即搬用1986年镇压学潮的简单办法立即采取压制行动,并且自己在处理意见上产生了分歧,结果使得反对“四二六社论”的“四二七大游行”得以顺利展开。

一个月以后,在这封《公开信》的签署人里面,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活动人士。戒严开始以后,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挺身而出,成立了“首都知识界联合会”、“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等重要组织,对抗非法的戒严活动。

可以说,这封《公开信》是整个八九民运期间最有广泛代表性的一个纲领性文献。正因为这封《公开信》在八九学运转向八九民运中起了重大作用,该信的五位起草者在“六四”镇压之后,全部遭到逮捕、通缉、关押、审查,无一幸免。

据许多学者调查研究,季羡林不仅参与签署“421公开信”,二十多天以后的5月13日,季羡林还与严家炎等三百名教授和青年教师就学生绝食向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递交的公开信,要求中央尽快采取措施,妥善解决学潮问题。

5月16日, 季羡林与包遵信、巴金、 李泽厚、范曾、李陀、冯至、刘心武等知识分子共一千多人联名发表《知识分子五一六宣言》,提出:“历史证明, 镇压学生运动绝无好下场。”“必须承认在民主程序下产生的学生组织的合法性”,“富于爱国传统和忧患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意识到自己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挺身而出,推进民主进程,为建设一个政治民主,经济发达的现代国家而奋斗。”这是当时知识界最大规模的联署行动,几乎囊括了所有具有代表性的知识界头面人物。这也是1949年以后知识界最大规模的联合抗议行动!他们的讲话传到天安门广场和各高校,感动了大批的学生。

5月19日中共中央悍然宣布军事戒严以后,季羡林最大的表态就是加入“首知联”,直接向中共挑战。5月24日下午召开了“北京知识界联合会”筹备会议,包遵信和严家其被推选为总召集人。季羡林是首批四十余位发起人之一。

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的主要成员有:严家其、包遵信、远志明、老木、荣剑、邓正来、王鲁湘、谢选骏、王润生、甘阳、苏炜、郑义、陈宣良、王志刚、张晓明、沈大德、张晓刚、萧延中、闵琦、赵瑜、顾昕、董玉、厉剑、许良英、刘再复、于浩成、李洪林、苏晓康、柯云路、庞朴、侯仁之、季羡林、陈小雅、周国平等九十人。

5月24日下午二时,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继续在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开会,一百多名社会科学界、新闻界人士参加。会议由包遵信主持。包遵信、王润生、苏伟、远志明、邓正来等十多人在会上发言。

包遵信在会上介绍了这个组织的筹备过程,包的讲话的大意是:这个组织从五月十五日起就开始酝酿了,好多知识分子作了准备。二十二日上午,严家其召开的那个会议,主要就是讨论决定成立知识界联合会这个组织。昨天下午游行,北京知识界的两回大旗都打了出去,香港的报纸、台湾的报纸都作了报导。现在是,你同意组织也好,不同意组织也好,反正香港台湾都已通过电台新闻广播了,大家也都知道了。包遵信说,我们这个组织是个松散的政治性组织,不是搞学术研究的,应有长期打算,也要有近期目标。现在的三个近期目标是,一是要解除戒严令;二是要把李鹏赴下台;三是这次运动必须实现推进民主化的进程。远志明等说,“发起人名单如果被政府掌握,政府可能马上采取镇压。所以,应该上把发起人名单向全世界公布出去,凡是参加知识界联合会的,这样才能得到保护,名单越快搞出来越好。”这个成立大会严家其没有参加,但还是把严推选为总召集人。会议决定:由严家其、包遵信作为北京知识界联合会总召集人,下设秘书组、宣传组、联络组,并在天安门广场设立一个固定工作点,服从“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和“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领导;二十五日下午,将以首度都知识界联合会的名义组织一次知识分子大游行活动。

六四大屠杀发生后,曾经积极发言的(现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邓正来,前往公安机关秘密自首,上交了他假借“秘书处”名义偷偷录制“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等组织活动的全部录音带,结果导致多人被捕、判刑。

和当时七十八岁的季羡林相比,当时仅三十几岁的邓正来无疑更不像个男人,而像一个猥亵的太监。

六四以后,由于中共是老人帮掌权,所以下面的办事人员也不敢肆意逮捕季羡林等老人知识分子。相反还对他们采取了赎买政策。如巴金、冰心、钱钟书等人本来都是支持学运的,但中共却对他们采取了招抚而不是剿灭的办法,不仅不予追究,还以高官厚禄收买羁縻。季羡林、钱钟书由于还有学者身份,就受到进一步“重用”,被中共培养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这就是季羡林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来龙去脉,说起来一点都不“幻化”,而是实事求是地充满了不足为外人道的“血泪史”的。

事实上,类似季羡林、钱钟书等人的遭遇的,绝对不是季羡林一人,而是比比皆是。只要留心我们周围,这样被当局逐渐捧杀的“公共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规律:六四以后只要没被封杀的、继续活跃的在中国大地上的“知识分子”,就都是一个个“小季羡林”。悲哀的中国。

邓正来看来是个职业特务,刺探出卖“首都知识界联合会”。

悲哀的是:邓正来塑造了季羡林最后二十年!

向“1989年敢对中国共产党说不的季羡林”致以最后的敬意。

……

据我亲身经历,上述茅山道《邓正来塑造了季羡林最后二十年》(北京时间2009年7月19日首发)一文所言,基本属实。

再根据发生在我家里的事情,足以证明邓正来确系卖友求荣的“王连举”(样板戏《红灯记》里叛徒)。

邓正来变节出卖自己的朋友们之后,得到了周国平、荣剑等人的谅解,因为周国平、荣剑等“没有受到司法追究”的人们自以为“问题不大”,因此“无须出逃”,就在背地里向公安机关坦白、“说清楚”了自己参与的活动,并且逃过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的行政处分。不过说实话,周国平只是一个次要的边缘人物,周国平并未参与在我家里举行的秘密会议,因此他交待的问题并不包括此次会议的内容。而我和其他一些“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秘书处骨干成员,不得不因为邓正来的出卖,颇为狼狈地逃离中国,至今有家难归。

邓正来,他害得大家好苦啊!

正道是:

甜酸苦辣的邓正来:

对女人,邓正来口蜜;
对同行,邓正来醋酸;
对上级,邓正来诉苦;
对朋友,邓正来毒辣。

谨在此悼念“甜酸苦辣的邓正来”。但愿他不要在另一个世界里再去害人。

(作者1989年时为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现居法国。)

胡平为何向港人兜售“见好就收,见坏就上”?

$
0
0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4/11/blog-post_7.html

此次香港占中,又见胡平不遗余力地卖弄他的所谓经典博弈战略:“见好就收,见坏就上”。

我曾经发文论证“见好就收、见坏就上”就是一个不可操作、无法实现的一句废话。见链接: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4/11/blog-post_5.html

胡平的这一句废话,就八个字,居然就被胡平翻来覆去,炒来炒去,从1989年的天安门,一直炒到今天的香港占中,炒了小半个世纪。简直就被炒成当代民运“八字宪法”了。

既然胡平的这个“八字”谋略一而再再而三地失灵,胡平为什么还要千方百计地将其再次应用于香港占中?难道就是为了再次让人看到他的理论的破产吗?非也。胡平不过是使用“打哪指哪”之计,以便他可以当事后诸葛亮,让人看到他是多么英明,多么有远见,从而验证他的那句废话策略是多么地高明。

香港占中是公民运动,是一个非正常手段,非正常状态,势必不可能长期维持,也就早晚都有结束的一天。如何结束?不外乎是两种可能:

1. 参与占中的人主动撤出;
2. 被警方强力驱赶出去。

如果最终是香港示威者主动结束占中行动,我保证那时胡平会大嚷大叫:“我早就提出应该主动撤出嘛,浪费了多少时间。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啊。早按我说的去做,保证能取得更大成果。”从而宣布他胡平是最最英明的理论家、谋略家、博弈家。


如果最终是警察强制结束占中行动,胡平就会更加得意啦,我保证胡平会写出长篇文章论证他的“八字宪法”的伟大光荣正确。而且还会训斥参与香港占中的人“图森破,土样,乃义务”,“不听圣人言,吃亏在眼前!” 从而宣布他胡平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英明导师伟大领袖。

有位算命先生给人卜卦,算准了第二天某人在某时某地死。为了证明他是最准确的预言师,他派杀手将某人谋杀后又在某时抛尸到某地。

胡平同这种图财害命、丧尽天良的算命先生有何两样?

胡平向香港人兜售“见好就收、见坏就上”,力谏尽早结束香港占中,与其说胡平是在向港人支招,莫不如说是胡平在预言或预告,他就象中央台天气预报一样地在向天下人预报香港占中的结局,那就是早晚有一天会结束,这就跟算命先生给人算命时说“你总有一天要死的”一样,象天气预报说“明天太阳会准时升起”一样。每当有政治运动发生时,胡平保证会及时地做出这种最最准确的预告。然后就宣布他是最最天才的预言家,最伟大的理论家,是战无不胜的革命导师。

胡平,我都替你感到害羞!

胡平,你能不能拿出一点真正的高招,真正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啊?连小学生也不至于就拿八个字当一辈子饭吃啊!亏你还自称理论家哪。


刘刚
2014年11月7日

下面是胡平在推特上的相关评论。

中国军工恶性竞争,试飞坠机频繁发生(有图有真相)

$
0
0
原文网址: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4/11/blog-post_16.html


又见中国战机试飞坠毁。据报道,2011年11月15日下午,一架战机突然坠毁在四川成都郫县青杠树村的一个楼盘售楼部附近,随即传出爆炸声和起火。出事飞机很可能是即将服役的歼10B战斗机,初步怀疑它因引擎故障而坠毁。

我曾经在沈阳601所工作,并参与了中国战机J8-II的飞机研制。众所周知,任何飞机在研制过程中都要不断试飞,以便测试飞机性能。通常,飞机要经过各种地面测试,包括风洞模拟测试,确保无误后,才能进入试飞阶段。但是,中国飞机制造业通常是因为好大喜功,拼进度,特别是同行同业之间的恶性竞争,使得中国战机制造过程中都要争抢提前进行试飞。可以说,中国战机试飞坠机大多都是因为抢进度提前试飞造成的。

有人肯定要跟我争辩,说美国也发生坠机事故,而且是损失更大。往远的说,1986年就有挑战者号从太空摔倒地球上摔个粉碎,2003年有哥伦比亚号,往近的说,就是在上个月,也就是2014年10月27日,美国轨道科学公司发射的“天鹅座”飞船,连同搭载飞船的“安塔瑞斯”号火箭在起飞后几秒钟爆炸坠毁。

的确,这美国的试飞事故是比中国的要严重得多。但这里的区别是美国那是在太空中试飞,咱中国是在大气层里试飞!大气层里可以有风洞模拟,太空环境可就很难模拟了,光是这个失重环境,也就是消除地球引力的环境,就很难模拟。航天飞行也就只好去用真人去搞试飞啦,可在大气层内,这试飞的许多科目,是可以在地面进行模拟试验地,特别是进行风洞试验。咱总不能拿咱钱广大叔赶牛车的事故率同人家美国玩飞车的事故率相比吧。

现在主管中国飞机生产的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而负责战斗机生产的副总经理李玉海和耿儒光都是我在沈阳601所的前同事。我过去曾经写文章介绍过中国飞机的研发水平,特别是介绍了中国战斗机生产的主管人员,包括孙聪,还有前一段时间在大连累死在航母上的罗阳。

我来告诉你沈飞601所战机研发水平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2/10/601.html

中国军用飞机制造业的保密和窃密故事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3/12/blog-post_22.html

中国向巴基斯坦供应50架战斗机,“供应”背后是什么黑交易?
http://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134378

无意中发现,我的老友吕国皓也高就大学副校长了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3/12/blog-post_196.html

歼-15舰载机总负责人罗阳被竞争对手买凶毒杀!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2/11/15.html

别的人我不敢说,可就这几个人,除了打排球他们还比较专业,论造飞机,那也就是赶鸭子上架,强逼着赶牛车的农民去造飞机。可他们几个也真正代表了中国战机研发的最高水平!在中国,真还找不到几个比他们更强的了。

近年来,中国飞机研发跟大跃进放卫星一样,竟相出亩产万斤的新闻。

最初,中国战斗机生产是沈阳飞机制造公司独家垄断。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先后搞出了歼5,歼6,歼7,歼8。80年代以前,因为是独家垄断,沈飞也就是不紧不慢地在慢悠悠地一边研制一边生产,差不多是每十年搞一个新型号。可到了80年代,成都飞机制造公司突然插进来搞了一个歼10,沈阳在情急之下立即研发歼11。还没等这两款飞机问世,南昌宣布已经开始生产歼12。

好么,如此突飞猛进的大跃进,令沈飞着实感受到了压力。于是,沈飞立即宣布研制歼13,歼14,歼15,直到歼16,而且全他妈是第四代。那就跟注册商标,注册域名,申报电话号码一样,几秒钟就能注册一个新机种。沈飞将歼13到歼16这几款战机名头都给预先注册廖,让其它飞机公司无法插足。

然而,其它飞机公司也不是省油的灯,既然你不让咱生产第四代,那咱就直接上马第五代、第六代、第N代嘛。成都飞机工业集团赶紧抢注了歼20和歼21,而且还他妈的隐形。

这下将沈阳飞机公司又给逼急廖,沈飞立即注册歼30,歼31,还有歼60,不仅是隐形,而且是无人机!

真真是百机斗艳,比翼双飞,其实,归根结底,都是百家争名!

看看这些飞机型号的发展,连小学生都能看到这其中的规律和发展趋势,那就是在歼20以内,还是等差级数增长。而到了歼20之后,那就成了等比级数几何级数增长廖。

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明年就应该出现歼10000了,甚至是人类所能知道的数字都不够用啦,后年咱中国肯定能出现超光速飞机廖!



















上面的视频中有一段中国中央电视台播放的中国战机试飞的镜头。可是,美国专家经过分析,竟然发现这组镜头居然是根据美国巨星汤姆·克鲁斯的一部好莱坞大片中的电影镜头剪接而成的!

其实,中国的这些名目繁多的战机,大多都同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试飞镜头差不了许多,都是那些飞机厂家靠嘴巴吹出来的,许多还只是画在图纸上的。

战斗机生产是最最需要保密的。可中国为何出现如此怪景?在飞机尚未生产、甚至是尚未进行研发之前,就开始进行各种宣传?盖因中国飞机制造业的恶性竞争所致。

如上所述,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战斗机生产是计划经济,是由沈飞公司独家垄断。到了80年代后,便开始部分引入市场机制,首先是引入了招标竞标机制。所谓招标竞标,到了中国也就变了形。中国是实行招标,但最后拍板决策的人,那就是跟老毛老邓一样,都是外行,是好大喜功,就只是听信竞标者胡说乱吹一通。那些招标决策者充其量也就能懂得什么是马赫,然后就知道一些什么隐形啊,垂直起落啦,最多也就知道还有个风洞,就跟这论坛里的博讯螺杆一样。

既然知道招标者就懂这些,也就好这些,那些竞标者当然就得投其所好,捡大的吹,往好了说,简单一句话,那就是“咱家飞机飞得更高,飞得更快,垂直起落,象孙悟空一样地遁形,象猪八戒一样地能翻筋斗,象海底蛟龙一样地扎猛子。上天能揽月,下海能捉鳖,还能海陆空三用。”

这些当然都是要靠嘴巴去吹。至于论证嘛,那就是拿出一些烂图纸,就成为所谓的蓝图。用电脑合成几张照片,就成为样机样品。大不了再用木头做几个模型。看看那款J-13飞机,现在放在网上的最新进展就是一幅“艺术想象图”!几乎所有的中国战机的论证就是靠这种“艺术想象图”来进行的,他们甚至连一个纸糊的木制的模型都不用!

当然也要有演示。那就是试飞了。何为试飞?那就要用行动去证明他们画在纸上的蓝图,以及验证他们用嘴巴吹出来的各种性能。那就跟不会硬功的人非要硬着头皮去表演头顶开砖头,油锅掏月亮一样。其实,这表演起来说难也不难,毕竟共产党已经造就了很多很多造假骗人的高招。就连那些农民都学会了如何向毛主席证明亩产万斤粮,农民都会将上万斤的麦子都堆到一亩地上,堆成麦山,来论证亩产万斤。我们当代的飞机制造专家设计师们,即便是造不出飞机。也能让那些猪头领导们看到他们的飞机是如何起飞上天的,还能九天揽月,五洋捉鳖,翻筋斗,扎猛子。大不了合成几个电影,再加上偷点美国的技术图纸嘛。

于是乎,为了中标,为了讨得领导喜欢,这所谓的试飞,哪有不掉下来的理?那根本就是用试飞员的生命去换取项目招标的成功,去为那些所谓的飞机设计师沽名钓誉,更为那些各级官员升官发财开道铺路。

总而言之,中国战斗机的试飞,体现在毛泽东思想里,那就是“利润挂帅,奖金挂帅”,是“金牌第一,人头第二”!

用邓小平理论来概括,那就是“不管白猫黑猫,能飞上天就是好猫”!

最精辟的还是四人帮概括得最到位,那就是“飞机飞上天,人头落廖地”!

刘刚
2014年11月16日

2011年11月15日下午,一架战机突然坠毁在四川成都郫县青杠树村。下面是部分现场图片。


跳伞逃生的试飞员惊魂未定。









附录2:中共殲-10B戰機疑似成都鬧市墜毀 現場慘烈至少7人傷(圖)
附录1:中国研发10年战机坠毁 军方下令停飞(图)


内地再发生军机坠毁事故!一架战机昨日下午突然坠落在四川成都郫县青杠树村的一个楼盘售楼部范围,随即传出爆炸声和起火。现场消息指,事故造成地面至少七人受伤,其中三人严重烧伤;出事飞机的飞行员在坠机前成功跳伞逃生,并无大碍。根据现场的飞机残骸推断,出事飞机很可能是中国研发长达十年、即将服役的歼10B战斗机,初步怀疑它因引擎故障而坠毁。

事发在昨天下午两时许,目击者称,他当时距现场约二百米,听到「轰隆」一声爆炸巨响后即骑车赶到现场了解,惊现一架飞机坠毁在楼盘售楼部前的水池旁,正在起火燃烧,现场火和烟均很大,散发出难闻气味,飞机一下子就烧得只剩下飞机尾。

毁高压电线 机师沉默

另有目击者称,飞机坠毁前飞行员已跳伞逃生,随后飞机便一头栽下去。新都区新繁镇村民张婆婆亦指,她亲眼看到一名飞行员跳伞落在他们村子的一个田坝里,他落地后安全,村支书组织村民给他喝水,但他拒绝,全程一句话也不说,不久就来了大批警察,将飞行员带走。

据了解,飞机坠落时售楼部里有不少工作人员,周围民众事后自发组织救援,营救里面的工作人员。《华西都市报》引述现场医生统计,这场事故中至少有七人受伤,其中三人严重烧伤,伤者分别由四川省人民医院和当地医院进行抢救。此外,飞机坠落时还压断了附近的高压电线,导致坠机现场一带的电力中断,截至昨日傍晚仍未恢复。

网传军方已下令停飞

另据内地传媒报道,残骸中有俄制AL31F引擎,怀疑出事飞机就是正准备服役的歼10B战斗机。而从飞机坠毁位置及飞行员跳伞降落位置来看,估计是起飞不久后就遭遇引擎故障,而且极可能是在空中停止运作,继而引发事故。网传消息还指,军方事后已下令所有歼10B战斗机停飞;而官方截至昨晚仍没公布事件详情。

歼10B规格

机长:16.43米

机高:5.43米

翼展:9.75米

全机净重:8.84吨

发动机推力:135,000牛顿

正常起飞重量:12.4吨

最大起飞重量:19.277吨

最大速度:2.0马赫(高空)、1马赫(低空)

起飞距离:350米

着陆距离:450米

作战半径:1,200公里

最大航程:3,500公里

载弹量:7吨
Viewing all 1575 articles
Browse latest View live